上周五门诊，五年前确诊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IIIC期的患者赵姐再次前来，这已是她第三次复发。五年来，我们携手经历了肿瘤细胞减灭术、多线化疗、腹腔灌注、靶向及维持治疗等一系列诊疗。刚四十出头的她，却早已头发花白、身形消瘦，却依旧平静地将检查报告放在桌上，轻声说“这次听你的”。我望着她眼中那道比初次见面时黯淡许多的光，那不是绝望，而是被病痛反复打磨后的沉默疲惫。

这些年，对抗肿瘤的“武器”愈发丰富，赵姐也成了我们科室晚期卵巢癌带瘤长期生存的典范，我们一次次将她从死亡边缘拉回。可看着她眼中逐渐黯淡的光和落寞离去的背影，我不禁沉思：我们真的治愈了她吗？除了安排化疗、住院与复查，身为医生，我还能为她做些什么？

作为妇科肿瘤医生，我们常为高R0切除率、精准的化疗方案、延长的无进展生存期而骄傲，这些临床指标固然重要，但我们却极少问过患者：“你心里害怕吗？”

我们习惯将患者视作承载肿瘤的生物学载体，紧盯影像上肿瘤的大小变化、关注治疗的客观效果，却忽略了背后那个鲜活的人，忽略了她深藏的恐惧、焦虑与无助。我渐渐意识到，患者的每一次复发，不仅是影像上重新长出的病灶，更是在她们心里，滋生出一个更大的“心理肿瘤”。

这颗肿瘤是对化疗痛苦、腹水胀痛、肠梗阻折磨的恐惧；是对治疗费用、家人照料、生活琐事的焦虑；更是“我是不是拖累家里”“是不是我没用”的自我否定。我将这颗无形的肿瘤命名为“心理肿瘤”，它若不加以干预，便会肆意生长，吞噬患者的治疗信心，让积极配合的她们萌生放弃的念头。我们费尽心力对抗CT片子上几厘米的实体肿瘤，却任由这颗看不见的肿瘤蔓延，这显然并非真正的治疗。

意识到这份疏忽后，我开始在日常诊疗中加入“话疗”——并非专业的心理治疗，只是一名临床医生能为患者做的点滴尝试。在此，我想分享三段病程中的实践与思考。

42岁的孙姐刚确诊卵巢癌，第一次就诊便失声痛哭，她不是因疼痛，而是害怕看不到儿子明年高考。放在以前，我或许会简单说一句“别瞎想，好好治疗就行”，但这样的话语只会堵住她的恐惧。如今我会告诉她：“我理解你的心情，任何人确诊癌症都会觉得天塌了，害怕与慌乱是正常的，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会拿出纸笔为她画简单的治疗时间轴，把“活多久”这个宏大的难题，拆解成“先过手术关”、“再做化疗”、“定期复查”这些具体的小目标。我发现，坦然承认患者的恐惧，反而能让她们放松；让患者感受到对治疗的掌控感，便能大幅减轻她们的无力感。

47岁的邹姐在明确第一次复发时几近崩溃。她不明白，自己明明按时治疗、定期复查，病情为何还是反复，甚至觉得病已无救。那天我没有急着讲治疗方案，而是拉近椅子看着她：“这是挫折，但不是失败。第一次治疗我们把肿瘤打趴下了两年，现在它冒头，我们就换种武器再打，目标是让它睡得更久。”

我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作类比，告诉她这类疾病虽无法治愈，但能通过药物积极控制，依然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如今卵巢癌的治疗亦是如此，我们不求彻底消灭肿瘤，只求让它不影响生活。这次谈话后，邹姐的情绪渐渐平稳，她后来告诉我，把癌症当作慢性病的说法，让她想通了，不会再被恐惧吓倒。

71岁的张阿姨经多线治疗后失败，身体已被消耗极度虚弱，被家属推着轮椅前来，却仍满怀期待地问我有什么新药，说自己还能扛。那天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告诉她化疗先停一停。她瞬间愣住，眼眶泛红，误以为我放弃了她。

我赶紧握住她的手，轻声解释：“阿姨，不是不管您，是您的身体已经扛不住化疗的折腾了，硬扛下去只会更遭罪。我们换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叫安宁疗护，不追求别的，就想让您不疼、能睡个安稳觉，每天能吃上一口想吃的东西，多和家里人说说话、待在一起，舒舒服服的就好。”后来我单独与她儿子聊了许久，叮嘱他这个时候，再多的治疗也不如陪伴暖心，趁着还有时间，多和母亲说说心里话，把藏在心里没说过的感谢告诉她，把平日里羞于表达的爱意讲给她听，陪着母亲，温柔地、不留遗憾地走到最后。

张阿姨离世后，她的儿子给我发信息说，最后几天母亲很安详，他们说了许多从未说过的话。我深知，有时候放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和智慧，高质量的临终关怀，是对患者最后的尊重，也是对家属最大的慰藉，让他们回忆起亲人的最后时光，除了悲伤，还有温暖与安宁。

坦诚而言，临床医生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既无法为每位患者做深入的心理疏导，也并非专业的心理医生，贸然处理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慢慢学会了“求助”，凝聚多方力量，一起陪伴患者走过难关。

我会鼓励患者加入病友群，常对新患者说，群里的“老病友”比我更有经验，化疗后如何缓解恶心、哪种假发更舒服，她们都能给出实用答案，老病友的安慰与分享，也许比冷冰冰的医嘱更管用。

我也愈发重视家属的作用，教他们如何与患者交流。不要说“你要坚强”，要说“我知道你难受，我陪着你”；不要只问化验结果，要关心“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家人一句温暖的家常话，远比一堆专业医学术语更能抚慰患者的心灵。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句医学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刚当医生时，我坚信“治愈”是最重要的，寒窗苦读十几年，所学的不就是治病救人吗？可从医越久，越发现“治愈”是有限的，尤其是面对晚期卵巢癌，我们更多时候只是与肿瘤共存、周旋，能彻底治愈的患者寥寥无几。

也正因如此，我愈发体会到“帮助”和“安慰”的千钧重量。“治愈”是一场短平快的战役，赢了便是皆大欢喜；而“帮助”和“安慰”，是一场漫长的陪伴，是患者在抗癌的马拉松中跑不动时，递上的一杯水；是她们摔倒想放弃时，伸出的一双手；是她们因恐惧瑟瑟发抖时，那句坚定的“别怕，我在”。

卵巢癌的治疗本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我们身为医生，不仅是制定战术的教练，更是陪着患者一路前行的陪跑员。跑赢了，我们一同欢呼；跑输了，我们也会陪着她们走到最后。

“癌”字三张口，我们已然用了其中一张口，开出药方、操持手术，对抗那个看得见的实体肿瘤。但我们还有另外两张口，亟待用心使用：一张口，用来耐心倾听，听患者的恐惧、牵挂，听她们对生活的美好期待；另一张口，用来温柔诉说，说一句“我理解你”，说一句“我们一起想办法”，说一句“你做得很好”，说一句“别怕，有我在”。

这看似简单的“话疗”，远比化疗更考验耐心，也比化疗更需要长久的坚持。但我始终相信，它或许就是我们作为医生，能送给患者的最后一剂，也是最温暖的一剂良药。

图为患者出院时给孙主任的手写感谢卡，由孙主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