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也会说:另请高明
对于疾病的诊断,病人要提供病史,配合检查,确诊则由医生决定。但对于治疗,则应由双方协商 确立。適合的治疗选择是:这位医生选择的治疗方 法完全符合这位患者所罹患的疾病。两个人:医生和患者;两个物:疾病和治法。四个因素完全契合, 才是最佳选择。其中有一个不适合,都应该调整和改变。
也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医生的选择和病人的要求不一致:
我在门诊看过 一个病人,比较年轻,子宫肌瘤也不大,我认为她可以暂时不需要什么治疗,定期复查即可。或者顶多做个肌瘤剔除也就可以了。但她坚决、坚持要我切除她的子宫。
按常理讲,也非绝对不可。但如此年轻、如此大小的肌瘤就行全子宫切除,也有悖规范,所谓手术适应征不强。子宫在她身上,刀在我手里,何去何从?我仔细地解释手 术的利弊,也比较坚持,这子宫我不能切。她还是“一定要 切”“一定请你切”。我一向只跟病人讨论,从不跟病人争论。 最后,我说,我还是认为没有切的必要。要不你看看别的专家, 也许他们会同意你的意见。说得很委婉,但言外之意,顕然是 “另请高明”。
医生处理问题,要遵守两个原则:一是科学原则,二是人 文原则。科学原则就是疾病的发展规律、诊治规范等。尊重科 学原则,以确保其有效性;人文原则就是病人的思想、感情, 意愿、要求以及家庭社会背景等。尊重人文原则,以确保其安 全性。对于这些原则,医患要有充分的沟通,达到理解和共识。
虽然,医患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看问题的角度和价值观是 不完全相同的。医生是按照医学规律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 患者是按照自身感受和意愿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两者可能 有差距或沟壑(Gap)。我们缩短这个距离,填平这个沟壑。 我们互相伸出手来、携起手来,而不是无视和“斩断”任何一 方的手。
我让那位病人再找些大夫看看,等于给她一个会诊的机会,让她听听更多大夫的意见,也许会更理性、更全面的考虑问题,审慎决定,如此达成共识。也许有更适宜的理由,改变 我先前的决定。
术前谈话
手术之前,主管 医生要与病人和家属 交谈, 很重要,是必要的医疗程序。
为什么要谈话?谈什么?怎么谈?无论对于医 生,还是对于病家都应该有正确的态度、正确地对待。
谈话通常在术前一、二天或手术方案确定之后。 要把病情做个回顾(或复习),关于诊断和鉴别, 手术的适应证及手术方式的选择,会特别谈到手术 可能遇到的情况或可能发生的问题等,一一告之, 知情同意。
有的病家当术 前谈话之后,疑窦丛生,顾虑重重,甚至不敢接受手术了,这里有医生的表述问题, 也有病家的理解问题。比如,大夫会从麻醉开始到 手术之后,可能遇到的情况一一道来:麻醉可以发 生意外,术中可以大出血,脏器可能被损伤,术后可以发生感染,甚至小到切口长不好,大到死在手术台上……。
的确都可能发生,的确应该交代,的确一般说来发生的严 重情况并不多。所以既要交代清楚明白,又不能把病人嚇住, 最好的做法是:
首先要把可能发生的问题分析出来,大致的几率如何,特 别是防范的措施和应急的准备做的充分。使病家既充分了解理 解,又充满信任合作。
所谓坦诚换来理解,严谨换来信任。 有些问题则必须严肃认真地与病家讲明协商,如肿瘤极有可能切不尽,性质尚难判定(即使开腹之后,冰冻病理初检), 切除脏器的可能和决定,假肛或造瘘之可能与必要,以及病情 危笃、抢救风险,成功的把握不能估计或预料……,凡此种种, 也是不能轻描淡写、虚晃而过的。
谈的严肃或者严重,强调或者认真,不是推脱责任,不是 担心“秋后算账”,而是强化责任,是重视或谨慎的表现。病 家的理解与合作,会给医生带来信心和力量。反之,也使医生 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及丧失攻坚克难的勇气。有丰富经验的临 床医生和通情达理的病家的术前谈话应该是友善的、理性的、 负责的与和谐的,这也必将有益于病人的治疗和结局。
记得著名小儿外科专家张金哲院士说:“术前谈话与其说是说服病家接受手术,不如说请他们审核你的决定是否符合逻辑。”
也记得一个病家告诉我:“谈话让我明白了你们的周密计 划、完善准备和良苦用心。我们全家信任你们、鼓励你们,就 像是对出征将士的期许。”
病案
协和三宝:教授、病案、图书馆。
协和三宝使她成为高级医师的摇篮,几代人才 辈出,薪火相传。
协和的病案质 量高、保存完整,我们可以 找到 孙中山、张学良、宋美龄等的病历。现今的学术会 堂大厅有病案展览,吸引了中外医生,都赞叹不已。 首先要写好病历。协和对书写病历要求极为严格,各种病历书写规则明确,青年医生要花很多时 间书写病历。医生也看重病历,不消说它是临床科 研的基本资料,也是一个医生的脸面。一翻病历, 字迹是否整洁清楚、排列有序,单据是否井井有条等, 便可大致知道这位大夫是否认真、细致、负责了。
其次是病案管理,这是一门学问,一项工程。 协和有一批病案管理专家,从王顕星老先生,到马家润、刘爱民等,还把国际疾病分类(IDC)引人。近年又施行电子化、条形码一下,便于索引、查找,方便病人,方便医生。 重要的是病案质量,质量包括基本的程式、项目完善(“缺项”会造成资料缺失、研究作废、医疗诉讼等),也包括内容 充实、记述准确、学术丰富,从描写讨论到会诊分析,会使病 历成为胜过教科书的活教材。协和不仅有病案专家检查病历的 基本规格上的问题,评出等级,也请相应科室的临床教授重点 审查专业内容,做出和绩效挂钩的评判。
好的临床大夫,都会写出好的病历。在协和病案展室中, 我们可以看到张孝骞、林巧稚、宋鸿钊书写的病历,中文的、 英文的,还有绘图,精彩之极,宝贵之至。外科大师曾宪九写 手术记录通常写两份(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一份放到病历里, 一份自己保存,以备总结应用。而如今,竟有拷贝病历者,真 应为之汗颜!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开始推行卵巢癌细胞减灭术,手 术复杂、程序繁多,为记录方便、完整,我们设计了专门的卵 巢癌手术记录。还是用钢板刻写油印的,配有手术解剖绘图。 四十年了,还在使用。是学术记录,也是历史纪念。
我在为“全国病案展览”的前言中,最后写道:一个医院、一个医生,将用历史和毕生在病案中书写(无论是手书抑或计算机)对医学、对病人、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在医疗过程中最 真实的感验和庄严的仪式。
妇科手术大家
也许,我们学习得很不少,只是实践得不够; 也许,我们实践得也不少, 只是思索得不够;也许,我们不是记忆得少, 而是忘却得多……
——题记
这是我为我们出版的一本新书《妇产科临床备 忘 录》 所 写的 条 幅, 印在 封 面 的 折页 上。 其 中 之一 的意思是,要想掌握的东西多,得与忘却作斗争。 不要忘却知识,也不要忘却历史;不要忘却那些技术, 更不要忘却那些大师。
大师代表着一项技术、一种思想、一个时代。
我要写妇科手术学历史上的几个洋人,大家可能都知道,却不详细。但不能数典忘祖、厚洋薄中。我还是要先讲讲对中 国妇科手术有贡献的几个中国人。
苏应宽(1918 年 -1998 年),齐鲁名家,其实他是广东 南海人,康有为的同乡。他当过山东省立医院的副院长,20 世纪 50 年代就出版过《妇科手术学》(1958 年),到 1966 年已 5 次印刷,达 28640 册,内容主要取材于 Berkle,Bonney 和 Te Lende 的书,翻译得非常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我们唯 一能得到的妇科手术参考书。70 年代又改为《妇产科手术学》(1973 年),印数是 106500 册,大概是妇产科医生人手一册了, 相当于“红宝书”。和苏大夫齐名者是江森,他们是山东的两 面旗帜,江比苏小几岁,但他们人品皆佳,合作之好当为楷模。
江公一直在做手术,有求必应,耄耋之年还极认真的主编《现代妇产科进展》。江公是安徽人,会讲上海话,未听过他 的山东腔。
柯应夔是天津“方面军”之首领,“协和”1933 年毕业 生,同期的名家有邓家栋、王跃云等。柯氏的贡献巨大,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妇产科医生读的书基本都是他的:《生理产 科学》、《病理产科学》、《中国女性骨盆》,涉及手术的是《子宫颈癌广泛性切除》,还有后来的《子宫脱垂》。1991年的《临床妇科学》是杜梓柏等继承遗志之作。俞霭峰也是天 津派,专攻妇科内分泌学,1973 年主编的《妇科手术学》也 印了 110000 册,当时人们看不到什么书,一时间也是“洛阳 纸贵”。
山东的刘新民、天津的糜若然,当时都算少壮,辅助老师 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两位都擅长绘图。广东李孟达的外阴癌和 子宫颈癌手术都做得很出色,手法娴熟、细腻,我将之称为“岭 南派”。上海的张惜阴是妇癌手术的前辈,再版了两次该方面 的专著。张志毅的腹膜后淋巴结清除术为其拿手活,他的腹主 动脉旁淋巴结清除手术做得胆大心细,也是国内少有的能做盆 腔廓清术的一位。他设计三叶自动牵拉器,刻上了江(森)、 郎、张三字。浙江的石一复是能做、能写的全才。四川的曹泽 毅长于子宫颈癌手术,后来当了部长、会长,还愿意做手术, 他主编了《妇科肿瘤学》和《中华妇产科学》,应是对我国妇 产科学的贡献。
最后,我说说我们“协和”的几位前辈和师长。
林巧稚(1901 年 -1983 年)是我国现代妇产科的开拓者 之一。我 20 世纪 60 年代到协和医院,她已不太做手术,听说她动作很快,这从她的日常活动便可理会。她更擅长产科,她指点过我做臀牵引和剖宫产,记忆颇深。
宋 鸿钊(1915 年 -2000 年)以 根治 绒癌 闻 名于 世,其 实 他的手术做得相当漂亮,他的视力不够好,但动作却十分到位, 他以剪刀剪切腹膜,像裁布一样推剪下去,停止处正是膀胱上 缘。我看过他的绘图,如素描般细腻。他曾经想编一本妇科手 术图谱,未能如愿乃为遗憾。
葛秦生原来也攻妇科,她在国内首先报告了皮瓣移植法做 人工阴道成形术。连利娟后来作为协和妇科手术的“掌门人”, 我们的很多基本手法都是她教出来的。她手术精巧、清晰,出 神入化,人工阴道的羊膜法是连大夫首先报告的,例数也最多。
吴葆桢(1929 年 -1992 年)是 一位 杰出 的 妇科 专家, 他 中西合璧,今古皆通,做起手术来可谓艺高人胆大,建立卵巢 癌肿瘤细胞减灭术功不可没。我受其教诲提携甚多,为良师益 友。1988 年,我们在沈阳做卵巢癌手术表演,录制的录像带 和光盘至今畅销不衰。
我之所以陈述如上,恐有挂一漏万,意在对前辈的深切缅 怀和思念,他们有的已经仙逝而去,也是“人由恋德泣,马亦 别群鸣”(韩愈语)。有些是我的同龄,都有一种共同的责任在肩。
下面,我进入本文标题的叙述。 Howard D.Klly(1858 年 -1943 年) 美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妇科手术的先驱。
我们每天手术都要用的血管钳就叫“Kelly”,发明出自 于他的手;膀胱颈括约肌的折叠缝合治疗压力性尿失禁,也成 为“Kelly”氏手术,也是他的首创。
他可以称得上伟大的教育家,他于 1889 年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开张时便做了妇产科主任,他的规 划和设计是如此影响巨大,妇产科领域的三部巨著《Eastman Williams 产科学》、《Te Linde 妇科手术学》和《Novak 妇产 科病理学》都出自他的学生和助手。
1898 年 Kelly 就出版了《妇科手术学》,这便是至今已 风靡了半个世纪的《TeLinde 妇科手术学》的蓝本或基础。在 Kelly 的年代,妇科手术还是非常年轻的学科,但他已经从癌 瘤手术的角度认为:“从发现和征服方面,整个腹部外科应作 为我们的领域。”
Ernst Wertheim(1864 年 -1920 年)奥地利维也纳妇科专家,1898 年 11 月 16 日施行了第一例经腹根治性子宫切除术,至今我们常把子宫颈癌的根治术称为 Wertheim 氏手术。他解剖了输尿管隧道,解剖了宫旁、宫 底韧带组织以及部分盆腔淋巴结切除。虽然,他的第一例病 人于术后第八天因严重贫血而死亡,但第二例(1898 年 12 月13 日)却生存了六年之久。Wertheim 的勤奋和经验是令人钦 佩的,他几乎每十天做一例这样的手术,达八年以上。开始手 术要两个半小时,而后来只要 1-1.5 小时。手术开始阶段,手 术死亡率为 30%,到 1911 年他报告手术 500 例,死亡率已降 至 10%。
Wertheim 手术后来有许多改进,我们依然叫做魏氏手术。 直至 1902 年,也是维也纳的 Schauta 发明了经阴道的手术方式, 这便是 Schauta 氏根治术。我在加拿大的伦敦维多利亚医院参 加过几例这个手术,但未独立施行过。我国安徽的张其本教授 曾写过一本经阴道子宫颈癌根治术的书。
Bonney,William Fances Victor(1872 年 -1953 年) 英国伟大的妇科手术学家,他总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富有教养,有广泛兴趣,出生于英格兰切尔西的一个医生世 家。他与 Comyns Berkle 爵士合著的《妇科手术教科书 》出 版于 1911 年,第五版、第六版是其自己完成的,再以后是他的继承者,从第八版始冠名《邦尼妇科手术学》。邦尼是Wertheim 手术的推崇者,1941 年他报道了 500 例子宫颈癌手 术,五年治愈率为 42%,手术死亡率为 14%。这在当时是非 常高的水平。邦尼是“保守性手术”的先驱,即保留子宫和卵 巢的手术,如子宫肌瘤剔除术、卵巢囊肿剔除术,这两方面 的专著分别在 1946 年和 1947 年出版。我引用过他的名言: “为了半打纯属良性的肿瘤而且出年轻妇女的子宫,不啻一次 外科手术的彻底失败。”令人惊叹的是,1947 年在 Meddlesex Hospital,75 岁的邦尼完成了数量最多(258)的子宫肌瘤剔除术。
1910 年 -1945 年,邦尼设计了很多妇科器 械,如为了 减少肌瘤剔除出血用的宫颈钳。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self-taught artist)他书中的很多图都是自己画的。他的最大 兴趣是与其夫人共舞,他们没有孩子。他的另一些爱好是飞竿 钓鱼、听音也和读密尔顿(Milton)等人的诗。
Richard Wesley Te Linde(1894 年 -1989 年)以《Te Linde 妇科手术学》闻名于世。他是 Kelly 的学生 和后来者,1939 年成为 Johns Hopkins 医院的妇科主任。《Te Linde 妇科手术学》1946 年出版第一版,时名《妇科手术学》,至1996 年恰值 50 周年纪念。第一版至第四版为 Te Linde 主编,以后的主编则是他的继承者们,于 1977 年第五版始用 Te Linde 为书名。
Te Linde 的妇科手术贡献和外科思想在他的巨著中得到完 美的体现。他强调妇外科医生须有内分泌学、泌尿学、病理学 等坚实的知识基础。他提醒我们,只有三种原因需行手术:挽 救生命、解除症状和纠正严重的解剖畸形。否则,手术就有可 能是错误的(现今,还有第四条是为了生育)。Te Linde 指出: 手术哲学和手术技巧同样重要。吴葆桢大夫于 1982 年留美时 曾见过 Te Linde,并合影留念,我曾见过这帧照片,可惜现在 已是人去片无矣!

林巧稚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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