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大夫

挪威人不像美国人那么热情，也不像英国人那么绅士，显得冷漠，却透着质朴、诚恳。他们自谦地说：“We are farmers（我们是农夫）。”

挪威经济发达，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是高福利社会，贫富差距却不悬殊。挪威大夫很富裕，却像普通挪威人一样过着淡定、安逸的生活。

我在挪威镭锭医院呆了半年多，感觉这里的大夫不像日本、美国大夫那么疯狂地工作。他们一般有3个住处：城里是上班时的定所；峡湾海边或小岛上会有一栋别墅，是夏天用来度周末、假日的；山上还有一个小屋，是冬天滑雪的栖息之地。

挪威人非常善良、极富人性。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不慎摔倒，膝盖受了伤，一时站不起来。自行车道在机动车道边上，并没有影响交通。可旁边一排车都停了下来，大家纷纷下车来看望我，有的甚至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执意要送我去医院，令人感动。据说，挪威招收了不少世界各地的残疾儿童，免费进行诊治和训练教育。

我要转到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市民医院去，临行前要检查身体状况，特别是肺结核等传染病。我的肺没问题，但大便检查出不少蛔虫卵。这显然和使用粪肥、菜蔬不洁有关系。作为一位医生，我有点难为情。我的挪威“老板”看出了我的难色，拿过检验单来说：“别担忧，没问题的。”他在检验单上注明了一段话：“蛔虫症在亚太地区很普遍。我们会让郎大夫服药驱虫，两周后即可生效。”他们给的药，效果确实不错。

我和B大夫一起完成了一台子宫切除手术。他主刀，我帮忙，非常默契，36分钟即告完成。B大夫高兴至极，中午看见一位大夫就说一句“36分钟”！两天后，他在家开Party，除了酒，只有两样吃的东西：比萨饼和北极虾。

北极虾是挪威特产美食，在船上捕捞后，即加工可食。你可以在码头买上一包，在海边享用。超市也较便宜，可剥后即食，或夹在面包黄油里，大快朵颐。几位年轻女士在帮B大夫烤比萨饼，非常忙碌。我为主人带来了一点小礼物，便询问身旁的挪威同事：“哪位是B大夫的夫人？”答：“不知道。管她是谁，吃咱们的。”

B大夫有一副好嗓子。他在席间引吭高歌。还记得那是挪威著名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的曲子。后来我还从萧乾的回忆文章中，得知他的同族诺达尔·格里格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诗人，而且还来过中国，是反纳粹的进步人士，被称为北欧的斯诺。

我们有缘呐

36年前，我做了一个剖宫产手术。当年我36岁，生下的孩子和我一样，同属蛇。

对于孩子的母亲，也就是接受手术的产妇，我们并不熟悉。这种患者一般术后几天就出院了，像多数孕产妇一样，印象也不会很深。可这位产妇不同，剖宫产后她的伤口始终不愈合，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我每天都要给她换药、处理伤口，会有些疼痛，但她却总是笑着，或者说点什么。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还是想鼓励我放手动作？或许都有吧。

两周过去了，这位产妇的伤口还没好，创面也不干净，必须扩创处理，病人欣然同意。我和吴葆桢大夫一起给她做，把一些不健康的组织去除，形成干净的创面，又用张力线进行了缝合。满以为这下没问题了，谁知一周后，伤口又裂开了，我们非常懊恼和内疚。病人却说：“没关系，总会长上的。”

我们又想了很多办法，牵拉法、中药捻子法、溃疡油纱条……每天换药，又做了两次扩创，伤口总算是长上了。

病人一直是安详的、平和的、配合的。

病人一直微笑着、期许着，鼓励着。

这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隐隐的愧疚。后来查出她有糖尿病和红斑狼疮，这也是影响伤口愈合的不良因素。

后来，她依然会到医院看我们，并非因为她身体的问题。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她们一家或到英国，或到澳大利亚，只要遇到我们去开会，得到消息她一定要来看我们。那长达一个多月的换药、手术，竟然不是痛苦的回忆和不满的哀怨，而是温暖的缅怀和理解的情谊。她还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有缘呐！你和我的孩子同属蛇，吴大夫和我父亲同龄，也属蛇。我弟弟也是一条蛇。我们是在蛇窝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