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UD 2025 特别报道 | 国际学术舞台，郭孙伟教授解锁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新视角

第十一届子宫内膜异位症与子宫疾病学会（SEUD）年度大会，于2025年4月24日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拉开序幕，本次会议“从青春期到更年期：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疾病的现代管理”为主题，汇聚全球顶尖学者。专家简介郭孙伟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女性生殖内分泌相关疾病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密歇根州立大学妇产科学及生殖生物学系兼职教授 ❖上海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内异症学组顾问 ❖亚洲内异症和腺肌症协会主席（2017-2018）及理事 ❖世界子宫内膜异位症协会（WES）理事（2011-2023) ❖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子宫疾病协会（SEUD）理事（2015-2022） ❖美国子宫内膜异位症基金会nv科学顾问委员会（SAB）成员（2021-） ❖中国台湾子宫内膜异位症协会国际顾问小组成员（2021-） ❖曾任《Human Reproduction》副主编（2010-2014），《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副主编（2018-2024），现任《Human Reproduction Open》副主编，《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Medicine Online》编委，《Trends in Molecular Medicine》咨询委员会成员，并先后担任《Reproductive Sciences》《Obstetric and Gynecological Investigation》等国际权威期刊编委。作为该领域的权威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郭孙伟教授在此次会议上：作大会特邀主题报告，主持内异症手术后复发的debate辩论和“中韩专场”会议，作为SEUD前理事及JEUD共同主编，郭教授参加了SEUD理事会议，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加强全球内异症研究及交流。郭孙伟教授——大会特邀报告 2025年4月25日，第十一届子宫内膜异位症与子宫疾病学会（SEUD）年度大会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迎来核心议题——“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疾病：发病机制与演变”。郭孙伟教授发表题为《遗传与表观遗传的作用》的主题演讲。郭教授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和批判性思考，揭示了当前遗传学研究的局限性，并强调了疾病、环境因素及表观遗传机制在疾病发生中的关键作用，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新方向。德国的Sylvia Mechsner教授和意大利的Silvia Vannuccini教授主持本次议题会场观众照片一、遗传学研究的挑战：从“低垂的果实”到“天文数字的复杂性郭孙伟教授开篇即指出，尽管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识别出42个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基因座，但这些位点仅能解释不足2%的疾病变异（Nature Genetics, 2023）。这一结果与临床观察到的47%的遗传度形成鲜明对比，提示当前遗传模型存在重大缺陷。多基因风险评分（PRS）的局限性成为讨论焦点。郭教授通过数学建模阐明，即便仅考虑42个基因座，可能的基因型组合已达3^42≈1.1×10^20种；若扩展至50个基因座，组合数更飙升至3^50≈7.2×10^23种，接近全球沙粒总数。然而，现有PRS仅能基于已知风险的基因型组合进行评估，对绝大多数未探明组合的风险预测近乎空白。“这如同在宇宙中寻找一粒特定的沙子，”郭教授比喻道，“资源有限性与复杂性之间的矛盾，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研究策略。” 此外，郭教授指出了传统遗传模型假设的缺陷。经典的“加性遗传-共享环境-随机误差”（ACE）模型假设同卵（MZ）与异卵（DZ）双胞胎的共享环境完全一致，且忽略基因间相互作用（如显性效应、上位效应）及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然而，现实研究显示，MZ双胞胎的宫内环境差异（如出生体重不同）可导致成年后疾病风险分化（如糖尿病、高血压），直接挑战模型可靠性（Poulsen et al., 1997; Poulter et al., 1999）。二、家族聚集性：遗传还是环境的“迷雾”？家族聚集性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重要特征，但郭教授强调，“家族聚集≠遗传”。历史案例表明，坏血病、库鲁病等曾被认为“家族遗传”的疾病，最终被证实由环境或文化因素（如饮食、习俗）驱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研究亦需警惕此类误区。通过对多项经典研究的再分析，郭教授揭示了家族聚集性数据的潜在偏倚。例如： Kashima等（2004）发现患者姐妹患病率（8.8%）显著高于对照组（1.5%），但患者组姐妹平均年龄（34岁）远低于对照组（58岁），可能低估后者的累积发病率。双生子研究显示，狭义遗传率为47%，环境贡献占53%（Saha et al., 2015），但模型未考虑宫内环境差异或表观遗传修饰，可能导致遗传率被高估。郭教授特别指出，“共享环境”的定义过于狭窄。除饮食、生活习惯外，宫内及新生儿期的激素暴露可能通过表观遗传机制“编程”疾病易感性，且这种影响可在家族中代际传递。三、表观遗传学：打开“黑箱”的新钥匙演讲后半程，郭教授将视角转向表观遗传学，提出“相同基因组，不同命运”的核心命题。以蜜蜂为例，基因组完全相同的工蜂与蜂后因幼虫期饮食差异（皇家浆液 vs. 工蜂浆液），发育出截然不同的生理结构与社会功能。类比人类，宫内及新生儿期的雌激素暴露可能通过表观遗传修饰，永久性改变子宫组织的基因表达模式，进而诱发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腺肌症。临床研究进一步发现，肛殖距（AGD）缩短——反映宫内高雌激素暴露的形态标志——与子宫内膜异位症/腺肌症风险显著相关（Liu et al., 2023）。郭教授团队推测，宫内高雌激素环境可能通过DNA甲基化、非编码RNA等机制，沉默抑癌基因或激活促炎通路，为疾病发生埋下伏笔。四、未来方向：超越“基因中心主义”，拥抱复杂性面对遗传学研究的瓶颈，郭教授呼吁学界“摒弃简单化假设，探索多维交互作用”： 1.开发更复杂的遗传模型：整合显性效应、上位效应及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构建动态风险评估体系。 2.深化表观遗传机制研究：追踪宫内/新生儿期环境暴露的长期表观遗传效应，开发早期干预策略。 3.跨学科合作：联合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及计算科学，破解基因型-表型-环境的三体难题。郭教授总结道：“我们不应将疾病归因于‘基因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而需在生命早期事件的‘时间窗口’中，寻找两者交互作用的精确轨迹。” 文章来源：图片和文字内容由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提供责编：煎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