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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景和院士谈“做医生真好”
2026-03-19
作者:谭先杰
来源: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公众号
浏览量:74

编者按

有这样一位医界长者,将六十一载光阴奉献给了女性健康事业,用精准的手术刀为千万女性驱散病痛阴霾,用温润的人文关怀温暖无数患者心灵。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郎景和教授。从1964年踏入协和的青年医师,到如今桃李满天下的医学泰斗;从攻克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疑难病症的临床医生,到传递“医者仁心”的行业标杆。郎景和院士用一生践行着“做医生真好”的赤诚誓言。郎景和院士具有医学的严谨、文学的温润与哲学的深邃,既是临床一线的坚守者,也是医学人文的倡导者,更是年轻医者的引路人。《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特别委托本刊常务编委、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副主任谭先杰教授对郎景和院士进行了专访。让我们一同聆听前辈大师的从医感悟、品味其中蕴含的学术智慧与人文思考,探寻“做医生真好”背后的深层内涵。以下为访谈内容,现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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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心如磐:六十载坚守,“做医生真好”的赤诚告白

谭先杰教授:郎院士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一如既往接受《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编辑部的年度院士专访。您从医61年,如今已85岁高龄却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前天还亲自上台为患者进行手术,这份对医学事业的热忱令人敬佩。记得您曾经创作了一首题为《做医生真好》的诗,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吗?

郎景和院士:谢谢谭教授。“做医生真好”不是一句刻意标榜的口号,而是我从医六十多年来最真切的心声,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常说:做医生真好,像春天的风轻轻地抚慰疼痛的伤口;做医生真好,在夜的宁静里做生命的守护者,我们用双手捧起啼哭的新生,也送走安详的落叶;做医生真好,每一次托举都是对生命的庄严承诺;做医生真好,尽管岁月和疲惫刻进我们的皱纹,我们依然保持着善爱的微笑。

这种感受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藏在每一次成功救治后的欣慰里,藏在患者康复后真诚的笑容里,藏在新生命降临的感动里。我已经80多岁了,为什么还愿意上手术台?因为从我刷好手、穿上手术衣、站在手术台上的那一刻起,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眼里只有患者的病情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与生命对话、为健康护航的感觉,是任何职业都无法替代的。

当然,做医生也意味着辛苦和责任。医生这一辈子,就是做一件事——消除病痛,解脱苦难。无论是在手术室里奋战,还是在病房里查房;无论是在国内的医院,还是在国外的街头。只要看到有人需要医疗帮助,我们就有责任上前。记得有一次我在奥地利参加学术会议,路过一个湖边时,看到前面一辆车停下,一群人焦急万分地围着一个人。我立刻让司机停车,下车后发现是有人骨折了。虽然我不是骨科大夫,但还是分开众人,用他们车上的绷带和木板做了简单的固定。后来他们得知我是来自中国的妇产科大夫,都纷纷鼓掌。我常想,任何职业都是社会的一部分,都能为社会做贡献。但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直面生命,见证生死,这份与生命紧密相连的羁绊,让每一份付出都有了非凡的意义,我们必须坚守。

二、师恩传承:协和岁月,林巧稚精神的一生践行

谭先杰教授:您的这份坚守令人动容。我们知道,您1964年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还有幸成为林巧稚大夫的学生和学术秘书,这段经历对您的从医之路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郎景和院士:当时我们白求恩医科大学59级有600多名毕业生,遴选到北京协和医院的只有15人。更幸运的是,我能在林巧稚大夫身边工作十多年。她是我从医路上的精神灯塔,她的言传身教至今仍在指引着我。

林大夫对医学的严谨和对患者的关怀,是刻在心里的。那时候,我们对她的查房都极为重视,不仅要把病例摘要、各项化验结果背得滚瓜烂熟,还要提前查阅大量文献,因为她的提问从来不会循规蹈矩。有一次查房时,她看到窗户新涂了绿漆,就问我们颜色对病人的心理有什么影响?在待产室,她会直接用耳朵贴在孕妇肚皮上听胎动、胎心,旁边大夫递上听诊器,她又会追问:这种听诊器是谁发明的?这些细节让我们明白,医学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对患者全方位的关怀和对未知的不断探索。她教会我们,医生不能只盯着疾病,还要关注患者的整体感受,关注那些看似无关却可能影响诊疗效果的细节。

林大夫常说“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她的办公室就在产房对面,能清楚听到产妇的声音,只要觉得不对劲,不用我们去请,她自己就会跑过来。有一次我值班时遇到难题给她打电话,她说:“需要我去吗?”我回答:“您可以不来了”,但过段时间必须给她回信,否则她会一直惦记着病人。她还说“大夫的时间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病人”,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我的办公室里还陈列着很多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如吴葆桢大夫留下的手术钳、无数个寓意着“吉祥祈福”的铃铛,还有象征古代医者的“虎撑”。这些物品不仅承载着我对师门的思念,更时刻提醒我不能忘记医者的初心。林大夫那代前辈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医生不仅要有精湛的技术,更要有仁爱的心,这种精神是协和的灵魂,也是我们需要守护和必须传承下去的财富。

我还深受吴葆桢、宋鸿钊等前辈的影响。他们对待医学的执着、对待患者的耐心、对待后辈的提携,都让我受益匪浅。吴大夫的手术技巧精湛,每次手术前都会反复琢磨方案,术后会认真总结经验;宋大夫攻克绒癌,靠的就是日复一日地临床积累和严谨的科研态度。这些前辈们用实践告诉我们:医学之路没有捷径,唯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

三、人文为魂:敬畏生命,医学的本质是善良与关怀

谭先杰教授:您多次提到“人文关怀”和“敬畏之心”,还提出“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能具体谈谈“敬畏”二字在从医过程中的重要性吗?

郎景和院士:我始终认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必须坚守“心地善、心气和,说真话、办实事,既动脑、又动手,活到老、学到老”的准则,而这一切都源于情怀、敬畏和职守三大基石。心地善良、心路清晰、心灵平静是临床工作的三条基线,其中心地善良是首要的。

从医61年,我没有跟病人红过脸、吵过架,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病情、多么难交流的患者,我都努力保持心灵的平静和耐心。这不是天生的修养,而是源于对生命的敬畏。这种敬畏,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敬畏自然,因为自然有其规律与法则,医学不能违背;二是敬畏医学,因为医学是充满未知的瀚海,人类对自身的认知还十分有限,需要毕生探索;三是敬畏病人,因为病人把生命和健康交给我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每一次诊疗都是教学相长;四是敬畏生命,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容不得半点轻率。

我认为社会对医生和教师应该充满敬畏。医生救死扶伤,教师教书育人,这两个职业关乎生命的健康与精神的成长,是社会的底线。如果一个社会对医生和教师失去了敬畏,那这个社会一定出了问题。对医生自己而言,敬畏之心更是不可或缺的。我常说,越当大夫胆子越小,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是因为技术不行了,而是因为见的病例多了,知道医学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知道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给患者带来巨大的伤害。

在人工智能(AI)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些年轻医生完全依赖化验单和影像检查报告看病,但我始终认为,只凭这些数据看病的医生不是合格的医生。AI是科学的未来,也可能是医学科学的未来,但绝不是医生的未来。AI可以帮助我们积累资料、学习知识、辅助诊断,但永远无法替代医生与病人面对面的交流与关怀。医学的本质是善良、是关爱、是帮助,就像那句医学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慰藉。

我60多岁的时候做了一次阑尾炎手术,准备出院时跟管床医生说想换块纱布,医生答应得好好的,结果一上午都没来。我理解他可能有更忙的事,换纱布对他来说是件小事,但对我这个病人来说,满脑子想的都是这块纱布,别的什么都顾不上。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对医生来说的小事,对病人来说可能就是大事。医生答应病人的事一定要及时办好,不能含糊、敷衍、搪塞、拖拉。我做科主任20余年,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从来不敢怠慢来自急诊室、手术室和产房的电话,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电话背后都可能是一条生命的期盼。

医生要有怜悯之心。怜悯之心,是医生帮助患者的基础。如果对病人没有怜悯之心,又怎么能够真心实意地为他们解除痛苦呢?我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印度湿婆大佛的画,并不是因为信仰宗教,而是欣赏其“创造、破坏、修复”的宗旨,这和我们妇产科大夫的工作很像——迎接新生命(创造)、切除病变组织(破坏)、修复身体机能(修复)。

四、直面未知:戒慎恐惧,应对医学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谭先杰教授:您提到医学有很多不确定性,还曾引用墨菲定律提醒同行要防微杜渐。能结合您的临床经验,谈谈医生应该如何应对医学的不确定性和避险吗?

郎景和院士: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也是一门可能性的艺术。就像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真理不过是我们关于什么是真的共识,而我们关于什么是真的共识不过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状态,而并非科学和客观的准确性。医学领域更是如此,那些我们看不见、不知道的因素,可能会影响诊疗效果,甚至导致意外发生。

墨菲定律告诉我们,当一件事情有变坏的可能,那它迟早会发生。这对医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警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我常对年轻医生说,要记住“戒慎恐惧”这四个字:“戒”就是有所不为,遵守戒律;“慎”就是审慎行事,慎言慎行;“恐”就是心存敬畏,知道畏惧;“惧”就是警惕风险,防患未然。这四个字不是让我们胆小怕事,而是让我们在行医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盲目自信,不心存侥幸。

举个例子,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葡萄牙医生埃加斯·莫尼兹,因提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治疗躁狂性精神病而获奖,但后来证明这项手术会导致患者思维能力丧失,三十余年间使得全球约30万人受害,最终被各国废除。连诺贝尔奖认可的成果都可能存在严重问题,更何况我们日常的临床决策呢?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盲从权威,不能迷信经验,要始终保持质疑和反思的精神。在临床工作中,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及时更新自己的认知,同时要尊重循证医学证据,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作出最合理的决策。

应对风险,还要克服医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比如异位妊娠,教科书上的典型症状是停经、腹痛、阴道流血、晕厥休克,但实际上30%的患者没有明确闭经史,10%~20%的患者无明显腹痛,很多患者只有少量不规则出血,晕厥休克仅发生于急性大出血患者,所以异位妊娠的误诊率曾高达20%。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采集病史、仔细查体,结合辅助检查综合判断,不能仅凭一两项指标就轻易下结论。

我对两个传统说法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是“艺高人胆大”,我觉得应该是“艺高人不胆大”。技术越高、经验越丰富的医生,越知道风险所在,越会小心谨慎。另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初生牛犊不怕虎,很可能会被老虎吃掉。年轻医生不能因为胆子大就鲁莽行事,武松一身武艺,他可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不是盲目冒险,而是在充分评估风险、做好应对准备才行动。后来我认为最好是“明知山有虎,不向虎山行”,但是这可能做不到,如果患者的疾病需要,我们还是应该攻坚克难,勇敢担当。

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很重要,无论是成功的案例还是失败的案例,都值得我们深入分析。成功的案例可以让我们总结出有效的诊疗方法,失败的案例则能让我们发现问题、避免重蹈覆辙。有人说病理科大夫是“马后炮”,但我认为这种“马后炮”很重要,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疾病。

五、医道精进:外科素养,临床与科研的辩证统一

谭先杰教授:在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中,您攻克了很多妇产科学的疑难问题,创造了多个“第一”,比如和吴葆桢大夫共同完成了中国第一例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首次证明淋巴转移是卵巢癌扩散的重要途径。能分享一下您在科研和临床中的感悟,以及妇产科医生应该具备的素养吗?

郎景和院士:医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临床问题,减轻患者痛苦。我这辈子最执着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是困扰女性的百年难题,三百多年来始终缺乏有效治疗方式。我潜心研究了近三十年,经过无数次临床观察和实验,提出了“在位内膜决定论”和“3A发病模式”,这是国际上首次就该病致病原因提出的系统理论,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指导。2007年,我们制定发布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与治疗规范》,并一直不断更新。

1982年,我和吴葆桢大夫共同完成了中国第一例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那时候条件远不如现在,手术难度极大,但我们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坚持了下来。1984年,我们在世界上首次证明淋巴转移是卵巢癌扩散的重要途径,这个发现改写了卵巢癌治疗的临床诊治路径,将淋巴切除列为卵巢癌根治手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

我始终认为,医疗重在实践,对医生的成长来说,经验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了一个测试,问一个外科医生多长时间才能成熟,答案是10年,这和我们中国“十年磨一剑”的说法不谋而合。从医学院毕业到成长为比较成熟的医生,至少需要10年时间,住院医师阶段可以称为“学徒”,主要任务就是接受临床训练,跟着“师傅”看病,把书本知识印证、转化为临床技能,这个过程无法省略、无法跨越,再聪明的人也难以速成。

以前北京协和医院实行住院医生24小时值班制。虽然医院就在王府井附近,但我们很多大夫一年都没去过一次王府井大街,因为吃住都在医院里,随时等待科室的呼叫。那时候手术量很大,有时候一天从头到晚都在做手术,但正是这样的高强度实践,让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医学没有捷径,只有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才能把书本上的“典型病例”转化为临床上的“灵活应对”。

作为外科医生,我一直强调“动脑和动手”的重要性,而且要“动脑在先,动手在后”。一台手术的成功,决策占75%,技巧占25%。什么是决策?决策是你对手术的基本设计和全面考虑,包括掌握充分证据、分析核心问题、明确诊断、制定手术方案、预判术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及应对措施和规划术后随访等,这些都要在手术前做好周密的策划。年轻医生往往注重学习手术技巧,却忽略了决策能力的培养,这是本末倒置的。就像抗战时期毛主席提出“论持久战”,这就是战略决策,决定了战争的走向,手术决策也是一样,直接关系到手术的成败和患者的安危。

此外,外科医生还要遵循三个原则:规范化、个体化、人性化。要有三个修养:哲学理念、人文观念、美学观念。知识和技术要达到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认识和记忆,第二层级是理解和运用,第三层级是升华到心灵层面,形成本能的反应。还要做到“三不”:不慌、不乱、不急。不慌是底气,不乱是能力,不急是境界。上了手术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保持精气神,就像战士上了战场一样。

我还想强调,妇产科医生要重视解剖学基础。解剖是外科的灵魂,不熟悉解剖,就不可能做好手术。我的《妇科手术笔记》里的解剖图都是我亲手画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掌握解剖结构。在手术中,每一步操作都要以解剖为依据,不能盲目操作。同时,要注重手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当然,规范化不是僵化,还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做到既符合规范,又有针对性。

六、跨界赋能:文史哲滋养,拓展医学的广度与深度

谭先杰教授:您不仅是医学泰斗,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出版了“一个医生的”系列丛书10余部,您在《妇科手术笔记》中所有的解剖图都是亲自绘制的,还倡导妇产科医生要读《孙子兵法》。您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写作、绘图和跨界学习?

郎景和院士:我常说“医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爱好,哲学是我的训练”。中学时我就对文学很感兴趣,高中就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作品,1958年写的诗得了1元钱稿费,能请三个同学吃饭;后来散文《家乡的夜来香》发表,得了16元钱稿费,当时县委书记的月薪才24元钱,这件事让我很有成就感。从医后,我发现写作和医学其实是相通的,都需要严谨的逻辑和细致的观察。

对妇产科大夫来说,画图是和手术技术同等重要的基本功。画图能准确明了地表示病变和手术状况,尤其是语言难以表达、书写也说不清楚的问题。现在很多医学教育忽略了绘图这个基本功,大家都被高科技检查和数据挟持,其实传统的医学教育中,有很多值得传承的东西。我的《妇科手术笔记》已经出版了两卷,里面的每一幅图都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亲手绘制的。我的“秘诀”就是,每天手术结束后,利用下午5∶00 - 6∶30这一个多小时,把当天的手术细细回顾、整理记录,甚至画成图。这个过程就像牛反刍一样,能让知识和经验得到沉淀和升华。虽然辛苦,但能把复杂的医学知识直观地呈现出来,对年轻医生和患者都有帮助。

我走上科普之路,也是深受林巧稚大夫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北京出版社策划的《家庭卫生顾问》一书,请林大夫和翁心植院士担任主编,我当时做林大夫的学术秘书,有幸参与其中。后来又协助林大夫主编《家庭育儿百科大全》,之后林大夫把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约稿交给我,这就是我主编的《实用育儿指南》。我们的前辈像林巧稚、宋鸿钊,不仅是医界泰斗,也是科普大家,林大夫在湖南医疗队时,根据农村实际情况编写了《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和宋大夫的《妇女保健》都是我学习科普的蓝本。

一位医学哲人说得好:“如果你仅仅是个好医生,就还不是一个好医生。”科普是医生职业良知和社会职责。很多患者因为缺乏医学知识,要么忽视病情延误治疗,要么过度恐慌盲目就医。我曾经在《健康报》上开辟了“妇科肿瘤的故事”专栏,后来集结成书,就是希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公众了解医学知识,重视健康问题。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科普写作,我的初衷都是一致的——推动医学进步,守护妇女健康。

至于读《孙子兵法》,是因为外科手术和打仗有很多相通之处。手术的目的、方法、解剖路径,都可以从《孙子兵法》中得到启发。国外还有一本《外科手术的孙子兵法》,虽然可能是华裔学者写的,但也说明这种跨界思考是有价值的。还有一本国外的《外科的历史》,封面居然是关公刮骨疗毒,这让我很有感触。无论中外,外科医生都需要勇气、智慧和担当。读这些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提升战略思维和决策能力,让我们在临床工作中能更全面、更辩证地看待问题。

哲学对医生也很重要。医学中充满了辩证法,比如局部与整体、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治疗与损伤等。学好哲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疾病、制定诊疗方案。

我喜欢写对联,每年春节都会给科室写一副,都是围绕“求善求真”的主题,希望同事们都能坚守医者仁心,用爱心和技术服务患者。写对联不仅能陶冶情操,还能时刻提醒自己和同事们不忘初心。

七、薪火相传:寄语后辈,做有情怀、有担当的好医生

谭先杰教授:您说过医生就要“求善、求真、求实、求学”,您对年轻医生有什么期望和寄语?

郎景和院士:对年轻医生,我有三个期望:一是坚守初心,二是勤于实践,三是保持敬畏。医学是一项庄严的事业,选择学医就意味着选择了责任和奉献,无论我们走到多远,永远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

我希望年轻医生能保持“三性”:悟性、理性和灵性。有悟性就是要善于反省、思索、推论,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有理性就是要冷静、沉稳、客观、循证,不盲从、不浮躁;有灵性就是要随机应变、善于创新,在遵循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应对各种情况。

请记住,医生的成长没有速成,“十年磨一剑,百岁难成仙”。医学是一门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即使到了我这个年纪,也要参加学术会议、阅读文献、学习新知识。要重视临床工作,不要轻视日常的查房、换药等小事,因为医事无小事,就像前面我们谈到的一样,对医生来说的小事,对病人来说可能就是大事。宋鸿钊院士攻克绒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靠的就是大量的临床工作和一些简单的实验数据;汤钊猷院士研究肝癌,引用的文献60%~70%都是临床相关的。前辈们用实践告诉我们,临床是医学的根基,脱离临床的研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年轻医生还要学会沟通。沟通是医学人文的重要体现,也是诊疗工作的重要环节。医生要学会倾听患者的诉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让患者了解治疗的风险和获益,增强患者的信任和配合度。同时,也要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

最后,我想送给年轻医生三个词语:一是“得意”,不仅要掌握技术,还要领悟其精髓;二是“得气”,要达到中医所说的“得气”境界,让技术和人文融为一体;三是“得道”,要掌握医学的规律和本质,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家。我自己现在也只能算是“得意”多一点,“得气”有一些,离“得道”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会一直努力,也希望年轻医生们能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在医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谭先杰教授:感谢郎院士的无私分享,您的从医感悟、学术智慧和人文情怀,不仅为年轻医生指明了方向,而且也让我们对“做医生真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广大妇产科同仁和读者说的吗?

郎景和院士:谢谢谭教授,也谢谢广大同仁和读者的关注。做医生是一份辛苦的职业,但也是一份充满价值和意义的职业。希望大家都能坚守初心、保持敬畏,把“心地善、心气和”作为立身之本,把“说真话、办实事”作为行医准则,把“既动脑、又动手”作为专业追求,把“活到老、学到老”作为终身信念。

无论医学技术如何发展,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化,都不要忘记医生的本质是救死扶伤、关爱患者,不要忘记医学的初心是善良、关爱和帮助。希望我们都能做“寻声救苦”的医者——寻生命之声,救伤痛之苦。

最后,再次强调“做医生真好”。这份“好”,在于对生命的敬畏;在于对患者的责任;在于对医学的执着;在于对初心的坚守。愿我们都能在这份职业中收获成长与感动,成为让患者信赖、让社会尊重的好医生!


图文来源:郎景和院士谈“做医生真好”[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6,4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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