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能够亲眼见证这一盛事的中国人是幸运的。那炎炎烈日下人潮如海的场面，肯定可以收入吉尼斯大全。中国馆前参观的人更是天天爆满，即使有耐心排队等待，也不一定能进得去，不少人只能以后再还心愿。中国馆里有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那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都市景象，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中国古代的繁荣，也凸显了本届世博会的主题－城市。再看三十年来中国的巨变，无论从那个全景的短片，还是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本世纪的2008年1，普通城市百姓人家客厅的摆设变迁，所有的改变都是那么的惊人。过来人更是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中国馆是所有展馆中最大的，却也装不下偌大的中国，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变化。就连象征现代都市的，二十年前不敢奢望、现在天天代步的家庭轿车，都没能开进中国馆里去。让我们的产妇变得舒舒服服、平平安安的那根细得难以看见的硬膜外导管，"闹"到那个圣殿里去更是不可能。也就是说，不管你去过没去过世博会，我们只有在这里寻找它点点滴滴的踪迹，来弥补一下了。
无痛分娩的“中国行”
从哪里说起呢？1952年10月08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上2，有一篇金凤写的题为《母亲们的声音——给和平使者们》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让和平幸福地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新生婴儿'和平'的母亲——一个年轻的部队文艺工作者杨子生的声音。我坐在她的床前。松松的辫子垂在她的肩头，她是一个可爱的母亲。她高高兴兴地告诉我：＇我生孩子没有感到一点痛苦，我白担了那么多的心。我的母亲和奶奶告诉我：女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边上走一遭。可是我生小孩，因为有了无痛分娩法，真是没有什么痛苦。这都是在和平的时代、毛主席的时代，才有这等幸福。孩子生出来是迎接和平的。＇她顿了一下，望着我，有些脸红：＇这样，我们就叫他‘和平’”了。"无痛分娩”在1957年中共党史中也有记3载”陈赓和张衍在哈尔滨一起看京剧《破洪洲》，台上演员表演穆桂英生孩子痛苦的表情，台下陈赓就着急地大喊起来“不要紧，不要紧，现在生孩子有无痛分娩法，你快去找医生啊！”。那个年代，无痛分娩似乎也有过大跃进。长辈们的记忆中，宋庆龄是当时的号召人。
在姐妹篇里的第六章中有一段描写针灸分娩镇痛。针灸的起源在中国，据说最早记载是在公元259年晋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中，在《千金要方》、《针灸大成》、《医宗金鉴》里也有过论述。数千年的实践，使针灸成为中国的一个国粹。在硬膜外镇痛问世前，它曾在分娩镇痛中的尝试与应用，也应让我们感到自豪。在百度的文献里，找到一份1959年的真迹，是延安县医院妇产科的研究成果4。他们根据当时的产痛理论，用针灸为产妇进行无痛分娩。当时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报道，还有用气功的。至于实际效果和可行性，我们得让中医专家去认真，仔细地考证了。
在国内互联网上找到的有关分娩镇痛的西医正式文献中，第一次提到“无痛分娩”是1951年的《中国医刊》5。估计那时的“无痛分娩”是苏联式的。这不，1952年11月，山东省成立无痛分娩法推行委员会，推广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6。况且不说那些方法是否管用，现在想想，大家生计还成问题、生命还受到威胁的时候，无痛分娩的确有些奢侈，毕竟1853年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皇与100年以后刚刚从战火废墟中拍掉尘土、甚至身上还带有战争伤痛的中国百姓产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果要说中国产科硬膜外镇痛的第一人，可能就要数现在依然健在的84岁的张光波医生了。从1963起，他开始为一些“后门” 产妇做硬膜外镇痛。那时候用的是低浓度的普鲁卡因，因为从技术上讲没有什么难度，主要是病人管理、药物选择和配方的问题。当时，尽管这项技术在国内还没有被普遍应用，他还是做了相关的研究和统计分析，并且在1964年5月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麻醉学术会议上，报告了《连续硬膜外阻滞用于无痛分娩》的论文。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曲元医生在电话里说：“这种‘熟人帮忙’式的分娩镇痛，在我生小孩的1994年还持续着。我孩子的生日是7月5日，我的硬膜外镇痛是徐成娣医生做的。那时候，我们都这么干，有熟人关系户，帮着做一下，药物配方往往是来自国外的文献，用的是布比卡因。”
从下面这张罗列在中国无痛分娩大事纪的表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美国刚开始普及硬膜外分娩镇痛的时候，已经开始注意了世界分娩镇痛的发展，并有了相关的全身麻醉药物镇痛的研究。80年代后期，也有了硬膜外分娩镇痛。第一篇能够找到的硬膜外分娩镇痛专业文章发表在1989年《中华麻醉学杂志》7上。
“1997年10月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叶铁虎医生专程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观摩产科麻醉，回北京后帮助和睦家分娩中心实施产科麻醉。”夏云医生回忆道，“要说中国大陆第一家正式有非”地下工厂”或熟人式的分娩镇痛的医院，应该是现在改名成和睦家医院的一家外资企业。他们面向的主要是在北京的外籍人士，也有少数中国的富人。除了语言上和服务上的优势外，无痛分娩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他们开拓市场的一个聪明之举。”对平民百姓，就像现在人们去美国，香港，台湾等地方生小孩一样，是别人家的事，想都没有想过。
面对平民百姓的第一家应该是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妇幼保健院。“我们的分娩镇痛工作开始于1998年3月，以硬膜外连续镇痛为主，1998年12月被迫终止，原因是产科医生不支持。在麻醉科的努力下，得到院领导的支持协调，1999年3月再次启动分娩镇痛工作。开始仅白天有，产科医生不是很支持，由于配方的不断调整，镇痛效果确切和产妇的满意度提高，促使产科医生逐渐接受，2000年6月开始24小时分娩镇痛服务工作，其中也遇到一些挫折，但很快在麻醉科以及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努力下，分娩镇痛工作得到了飞速发展。由于麻醉科人员紧张，开始时仅由一名值班麻醉医师同时负责急诊手术和分娩镇痛。后来麻醉医师逐年增加，从2002年11月1日开始，每天安排2名麻醉医师值夜班，一名专职做分娩镇痛，另一名负责夜班急诊手术的麻醉……2006年，我们医院分娩镇痛的普及率在自然分娩产妇中占到95%以上。”麻醉科沈晓风主任在和胡灵群医生的通信中说。
上海站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麻醉科余大松主任查找了资料后在信上写到：“我院2000年4月开设了分娩镇痛咨询门诊，孕妇学校开设了分娩镇痛课程；与产房合作麻醉科派麻醉医师专人负责，每日提供24小时分娩镇痛服务。2001年引进电子镇痛泵后，开展了硬膜外病人自控镇痛，腰硬联合分娩镇痛。”
稍晚于上海，三十八年前（1963年）已经有过分娩镇痛先例的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2001年8月23日启动了规模化的分娩镇痛。“中华麻醉学会的前主任委员吴新民教授是当时的麻醉科主任，我具体分管这项工作。2001 年10月22日（星期一），中央电视台第二频道《健康之路》的‘无痛分娩’节目8，是我和我院的著名产科医师金燕志教授一起参与录制的。”现在仍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曲元医生回忆说。 "同年11月1日，北京市的硬膜外分娩镇痛收费政策得以实施。第一期”分娩镇痛学习班”为期一个月，自2002年2月4日开始，3月4日结束，共计7名学员，分别来自安徽、天津、辽宁、浙江、山西、湖南，其中6位是麻醉医师，1位是妇产科医师。"曲元医生补充道。从那时起，他们开始了强有力的针对孕妇的宣教，《健康报》、《中国妇女报》等都留下了曲元医生的印记。
现在说起这些事来，似乎比较轻巧。但在当时，不论在中国的南方还是北方，一切都费了不少周折。从时间上看，北面起步略晚，道路可能更曲折一些。正如曲医生说的，"产科，护理部，医院，物价局，媒体等等，一道一道的坎都必须过。"中国有句俗语－万事开头难！尽管困难重重，本世纪中国的“无痛分娩战役"最终还是在南北方几乎同时打响了！
3年后，即2004年11月2日，同样在中央电视台第二频道《健康之路》，用了同样的题目“无痛分娩”，曲元医生与产科杨慧霞教授第二次录制了同样内容的节目9。47天以后，也就是2004年的12月19日，更准确一点说，当天8点43分，在新华网（新华社）上出现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题为“享受无痛分娩产妇比例不到1%——我国推广无痛分娩”10， 13分钟以后，这篇文章出现在了人民网（《人民日报》网）11。读着这篇文章，使人感觉到，刚刚起步的中国硬膜外分娩镇痛遇到了很大的障碍。2011年11月30日北京时间零点，用“无痛分娩产妇比例不到1%”在百度上检索，查到了92个网站，在谷歌上搜索到了26600个结果。也就是说，它被转载了那么多次。在过去的一年中，还有5处转载了这篇文章，而最近一个转载12是在2011年10月03日 晚上11:36。 这是篇什么文章？为什么被传阅了七年之久呢？下面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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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2004年１２月１９日电（记者任芳，李珍玉）“我现在每天都睡得很踏实，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公益事业。”北大医院麻醉科副主任曲元这样描述她和同事们正在努力推广的“无痛分娩”技术。
尽管相关技术２０年前就已成熟，但中国年均２０００万名产妇中，迄今累计只有约１万名享受了无痛分娩，比例不到１％。
２００１年８月，北大医院率先在中国规模化开展无痛分娩，并从次年２月起开办培训班向全国推广无痛分娩技术，迄今已有２００人完成了培训。今年６月，北大医院对全国７６家掌握无痛分娩技术的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约１０家医院全天提供无痛分娩服务，其他医院或放弃或只对个别“关系户”服务。
“这技术一看就不是经济增长点。”参加培训的一位副院长一语道破许多医院不愿开展无痛分娩的关键原因。
根据国家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产科医生完成一例不到半小时的剖腹产手术可收入１５０元，而完成一例常常至少１０小时的然分娩仅收入５０多元；如果自然分娩是“无痛”的，则可收入７０多元，但多了与麻醉医师配合的麻烦。此外，自然分娩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更多，无痛分娩增加了医疗风险。
对医院来说，剖腹产的收益更是远远高于自然分娩的收益。在城市，剖腹产收费一般为６０００多元，自然分娩为２０００多元，应用无痛分娩的自然分娩增加收费８００元左右。在乡镇地区，剖腹产收费也往往是自然分娩的两倍以上。
由于剖腹产使产妇死亡率、术后盆腔炎等发病率明显增加，也使新生儿情商较差、容易感觉统合失调，无痛分娩必然使大量因怕疼而可能选择剖腹产的产妇改为选择自然分娩。因此，如果普及无痛分娩，医院在工作量成倍增加、医疗风险加大的情况下，收入反而会减少。
“无痛分娩这种‘可做可不做’且几乎无收益的手术，需要有较高的奉献精神才能坚持。”北京市海淀妇幼保健院院长张运平说。事实上，开展无痛分娩的医院都采取了一定措施以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北大医院每完成一例无痛分娩手术，医院就贴给医务人员２００元作为奖励。海淀妇幼保健院的院领导以“爱婴医院”的声誉教育员工，院长还亲自和关键医务人员进行个别谈话。位于国家级贫困县的河北唐县人民医院，无痛分娩的总费用仅定为１００元。院长杨玉霞说，医院主要通过大力宣传参与无痛分娩的医生、提高他们知名度的方式使他们“劳有所得”。“开展无痛分娩对医院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杨玉霞说，无痛分娩为医院带来的品牌效应和大大增加的就诊产妇，完全可以弥补因提供这项服务而造成的损失。
然而，更多的医院还是更注重“眼前利益”，认为推广无痛分娩“是政府的事，不是医院的责任”。卫生部的官员表示，卫生部不会采取措施去推广或阻止无痛分娩，这项服务的普及情况“应该让技术自己说话”。
麻醉医师缺乏也是许多医院难以开展无痛分娩的重要原因。中国医院现行的编制一般是一个手术台１到１.５位麻醉医师，产科没有麻醉医师编制。在很多西方国家，产科必须配制麻醉医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李银河说，产妇分娩是否痛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为产妇减轻痛苦，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也反映出一种生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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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无痛分娩中国行”才是公益的吗?
这篇七年前的文章，为什么还在到处"转播"呢？2008年开始的"无痛分娩中国行"是个公益性活动，想不到"公益"这个词就早在这篇广为传播的文章中出现了，直接、间接地共出现了三次。曲元医生的"公益事业"，张远平院长的"奉献精神"，以及杨玉霞院长提到医生知名度和医院的品牌，说明中国至少有三个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天天"公益"。"无痛分娩中国行"2008年在杭州站，从第一天6月6日只有一个产妇，迅速升温到几乎每个产妇都全程硬膜外分娩镇痛。在杭州站红红火火的一周，每天24小时麻醉医生"吃喝拉撒"、驻扎在产房。6月13日这个"黑色星期五"下午3点紧急制闸，因为5点以后，“中国行”的全体队员撤出产房，打道回府，陆续回美国。全体队员心情沉重，除了把四五十个没有开封的麻醉包留给中国的同行以外，其他的也爱莫能助。在“公益"了一周以后没有能够再”公益”下去，因为杭州还不能收费！继续下去，医院承担不了“公益”这个重担。这给“无痛分娩中国行”的组织者上了一课。领队胡灵群医生在余下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为这事找了医院的院长谢幸教授，找了浙江省麻醉学会当时的主委－他的大学老师陈庆廉教授，找了他太太在妇联的同学，寄希望能够暂时甚至永久性地解决收费问题，从政策入手，让无痛分娩不再公益下去。6月15日，在上海浦东机场马上要起飞返美的美联航飞机上，胡医生还和当时的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大学同学马伟杭通上了电话。因为是刚刚要到了号码，飞机就已经关上了舱门，没有时间诉诉24年没有见过面的旧情，不由分说地，稀里哗啦地急匆匆的把公益性无痛分娩的事说完，外加一句"浙江分娩镇痛搞不好，你是有责任的！"，接着，又一句"飞机要起飞了。"就挂了电话。马厅长一定记着这段经历，当时也一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出所料，2008年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无痛分娩工作最终还是随着胡医生回芝加哥飞机的起飞而第二次"刹住了车"。他们的第一次“刹车”应该在2002年。“2001年麻醉科、产科、助产士集体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观摩分娩镇痛回国后，开展了一年左右。收费、人员、分配等方面有很多具体问题。”该院的产科主任王正平回忆道。看来“公益”问题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
2011年“无痛分娩中国行” 另外有一个江苏省的站，最终没有成行的原因，正是由于他们还是在"公益"性的为产妇们做无痛分娩——估计也就停留在北大医院1963年的那种，熟人性的义务劳动，一个国内当今很普遍的现象。2011年“无痛分娩中国行”的南京站，江苏省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是唯一一家在无痛分娩领域，在世界著名的《麻醉学》杂志发表过震撼世界业内人士文章13的国内医疗机构，中国产科麻醉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麻醉科主任沈晓风医生说，"我们江苏就是这个现状，他们不能收费，我们也是差不多，做一个赔一个。但我们医院领导看得比较远，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看来也是"公益性"的。真感叹他们95％的分娩镇痛率，敬佩他们"公益"了4万2千多产妇。
“麻醉界的大人物，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麻醉分会产科麻醉学组组长，武汉协和医院姚尚龙院长那里，曾经做的很好，后来由于也是这个人员、收费政策问题，半途夭折了。类似这种情况的医院还很多，真正坚持做下来的医院是少之又少。此外，综合医院总体上做的不如妇产专科医院，可能是综合医院不愁患者，手术太多，忙不过来的缘故” 曲元主任说。
上海站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余大松主任说，“有很多医院对分娩镇痛作出了贡献，有的很早开展了，有的最近才开展，有的持续开展，有的断断续续开展，有的24小时服务，有的零星镇痛，有的是专人产房镇痛。”七年前的问题——在经济腾飞和“市场经济”的中国，钱的问题，最终成为了开展分娩镇痛的一条大坎！也不难理解七年后这篇文章还在继续"转播"——原来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应该让技术自己说话"是让无痛分娩搞起来，以供需失衡来刺激市场让系统运作起来。而很多地方还在等行政文件的情况下，显然这就是意味着我们常在嘴边说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是会有痛苦的。”
妇联不关心的女性问题，医院院长会管吗？
也是七年后，2011年，来自波士顿麻省总院工作的产科医生哈罗德•马克尔维兹（Harold Michlewitz）了解到中国的一个现象：重症监护和分娩镇痛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起步的，30年后，前者（重症监护）几乎遍及每家医院，而后者（麻醉医生24小时不离开产房的分娩镇痛）几乎没有。七年前《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中谈到的中国麻醉医生人员问题，也许是所有国人无痛分娩发展不顺利的症结所在，而且是个关键因素。要知道建一个重症监护病房，不仅要配备麻醉医生、护理人员，还需要高端的器械装备、专门的病房空间，其花费投资远远高于麻醉医生进产房的全天候分娩镇痛。他的结论是，"产房里面的是产妇，一个女性群体。"这话有点新鲜，人说脑袋得开窍，该是指这种吧！
无独有偶，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产科麻醉主任帕么拉•佛咯德（Pamela Flood）医生，知道这个现象以后，得出的也是这么个结论。一男一女，两个美国医生，一个是产科的，一个是麻醉的，在不同地点，相互也不认识，结论却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那是指我们的医院院长, 也许包括世界各地的，都有一个轻视女性群体的倾向。也许，这真的是切中了要害。美国同行如果知道，在中国的医院里，人事权和财务权一把抓的是院长，而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科室主任；中国的特色是想尽快做的事都需要行政干预的红头文件，而这回又来了个市场经济“让技术自己说话"的话，他们一定会更加坚信自己的结论。文章最后一句“产妇分娩是否痛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为产妇减轻痛苦，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也反映出一种生育文明。”出自一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而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之口，算是情有可原。其实，父母官甚至医学专家们，并不清楚麻醉医生进产房和建立危重病房同样能减少产妇的死亡率和并发症的发生率，而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祖祖辈辈熟视无睹的分娩镇痛。
2008年，胡灵群医生曾经想通过妇联，从争取妇女权益的角度，和物价局等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分娩镇痛的收费问题，可那位他太太的同学（区妇联主任）压根认为，“胡医生在国外‘呆’得太久了，这些哪是我们妇联管的事？”
可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也许正是在国外旁观久了，才能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实质。（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