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至善·第五届大湾区中外卵巢癌学术会议”历时三天,汇聚了国内外妇科肿瘤及卵巢癌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围绕卵巢癌全周期诊疗的核心难点与国际前沿进展,展开了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学术分享与研讨,通过手术直播、学术讲座及热点讨论,展开了一场从技术到理念的深度碰撞,为行业带来了兼具临床价值与前瞻视野的思想盛宴。
会议期间,妇产科网有幸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玛丽医院颜婉嫦教授针对卵巢癌FIGO分期指南演进的相关话题进行精彩分享。
妇产科网:卵巢癌FIGO分期指南从早期版本到如今的演进历程,您认为推动其不断修订和完善的最核心因素是什么?在这些演进中,有哪些标志性的分期标准变化对临床实践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
颜婉嫦教授:卵巢癌FIGO分期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直接决定了患者的预后评估与治疗策略的制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清晰掌握卵巢癌的播散途径及其对应的生存结局,从而实施妥善的个体化治疗。
回顾其演变历程,1973年的分期主要确立了卵巢癌扩散的基本框架:第一期病变局限于原发组织,比如卵巢,第二期扩散至盆腔,第三期累及腹膜及上腹部,第四期为远处转移,当时的第三期已涵盖了腹膜后淋巴结转移。随着临床证据的积累,1988年分期系统迎来了首次重要细化,针对第一期引入了A、B、C亚组分类,其中C期最初仅定义为伴有腹水,但随后发现肿瘤破裂也是关键的预后不良因素,因此被纳入1C期,并严格要求腹水中必须查见癌细胞方可确诊;与此同时,针对第四期胸部转移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既往不论胸腔积液还是肺实质转移均归为四期,但鉴于单纯胸腔细胞学阳性者的预后显著优于肺实质转移,这一差异促使了后续的重新分类,并在1988年的改进中将1C期进一步细分为术中破裂(1C1,预后相对最好)与术前破裂或伴有恶性腹水(1C2)。
进入2014年,FIGO分期经历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适用范围从单一的卵巢癌扩展至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实现了三大同源肿瘤分期标准的统一;
其次,再次细化了1C期的分层,进一步确认术中破裂(1C1)的预后优于1C2及1C3;
第三,简化了第二期的分类,取消了原有的IIC期(即不再将腹水作为独立分期标准),因为研究表明在盆腔脏器受累(2A、2B)的基础上,是否合并腹水对预后分层并无显著影响;而最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则发生在第三期,由于认识到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的预后实际上优于腹膜转移,系统将其从原有的IIIC期降低至IIIA期(现称IIIA1),并根据转移灶大小细分为≤10mm(IIIA1(i))和>10mm(IIIA1(ii)),而原先属于IIIA和IIIB的微小或大块腹膜转移则依次顺延为IIIA2、IIIB和IIIC。
此外,2014年分期还明确了腹股沟淋巴结转移应归为第四期,因其已超出腹膜范围。
这些动态调整的背后,是日益丰富的循证医学证据在不断修正我们对预后因素的认知——原本被认为预后极差的因素(如单纯淋巴结转移)被发现其实具有相对较好的生存结局。因此,精准的分期不仅是预测患者生存的依据,更是指导临床决策的基石,这也凸显了全面分期手术的重要性:若仅满足于切除肉眼可见的卵巢肿物而未进行系统的腹膜、大网膜及淋巴结探查,一个看似是IA期的病例,一旦术后发现遗漏了淋巴结或微小腹膜转移,其分期将跃升至III期,相应的治疗方案也将从单纯手术转变为手术联合术后辅助化疗,这正是分期系统直接影响治疗的生动体现。
妇产科网:结合FIGO分期,不同分期的卵巢癌在手术方案选择上有哪些核心差异?比如早期患者的全面分期手术、晚期患者的减瘤手术,如何结合分期优化手术策略?
颜婉嫦教授:卵巢癌的FIGO分期对手术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由于卵巢癌的分期本质上是基于手术病理的分期,而非单纯依赖影像学或临床评估,因此在制定手术方案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即使影像学检查仅显示一个卵巢肿块且看似早期,在与患者沟通时也务必明确告知:手术范围绝不仅限于全子宫及双附件切除术,还必须包括一套完整的分期手术操作,即系统性地切除盆腔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大网膜,并对盆腹腔腹膜进行多点随机活检。这是因为卵巢癌典型的播散途径是借助腹水在腹腔内流动,从盆腔蔓延至腹部、膈下再回流,因此必须对盆腔、大网膜及淋巴管必经之路的淋巴结进行彻底探查与切除,才能最终判定肿瘤究竟是局限在I期,还是已经进展至II期或III期。
这种精准分期的意义直接体现在治疗策略上:若确诊为极早期的IA期,患者术后可能无需化疗;而一旦证实为III期(如IIIA期淋巴结转移),则必须立即安排术后辅助化疗或者联合靶向治疗。对于术前影像或临床已明确提示晚期的患者,手术目标则转变为“肿瘤细胞减灭术”,核心原则是尽可能切除所有肉眼可见的病灶,以获得最佳的预后及化疗反应。因此,术前评估能否达到满意的减瘤目标至关重要:若发现存在远处广泛转移(如晚期肺转移)或身体状况不佳,强行手术可能无法获益,此时应选择新辅助化疗策略,即先行2-3个疗程的化疗,待肿瘤退缩小后再进行中间性减瘤手术,术后继续完成化疗及靶向治疗。
尽管这种先化疗后手术的策略对患者生存最为有利,但它也对分期的准确性和后续分子检测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化疗后肿瘤往往发生坏死,导致术后难以获取足够的组织样本进行精确的病理亚型复核;另一方面,当前临床必需的BRCA及HRD基因检测也可能因术前活检样本量不足而受限。虽然术前必须通过细胞学或组织学确认卵巢癌、输卵管癌或腹膜癌的诊断才能启动化疗,但有限的样本量确实构成了晚期卵巢癌精准治疗中的一个现实难题。
妇产科网:对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妇科医生,您认为在掌握和应用FIGO分期指南时,最容易出现哪些误区?有哪些针对性的指导建议,帮助他们提升分期诊断的准确性?
颜婉嫦教授:在医疗资源相对有限、缺乏高级影像、病理或专科支持的基层医院中,临床医生更应提高警惕,审慎评估。当遇到卵巢肿块且超声检查提示实性成分,同时伴随CA-125等肿瘤标志物升高,或通过ROMA指数评估提示恶性风险较高时,必须高度怀疑卵巢癌的可能性。此时,强烈建议将患者转诊至具备妇科肿瘤专科服务或经验丰富的医疗中心,因为处理此类疾病需要高度的专业训练和手术技巧。若缺乏相应资质却贸然手术,仅单纯切除肿瘤而遗漏了关键的分期步骤(如淋巴结清扫、腹膜活检等),将对患者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对于接受过基础培训但经验尚浅的医生,必须客观认知自身的能力边界。根据现行指南,早期卵巢癌要求必须进行全面的手术分期,若不具备淋巴清扫等技术能力,则不应勉强实施,以免因分期不准确而影响后续治疗方案。
而对于晚期卵巢癌,手术目标转向肿瘤细胞减灭术,这对技术门槛要求更高。建议将手术难度进行分层:若肿瘤局限于盆腔,基础妇科肿瘤医生或可胜任;但若肿瘤已侵犯膈肌、肝脏表面或位于上腹部,则必须寻求具备高超手术技巧的专家或团队支持。
为此,在综合医院若缺乏独立的妇科肿瘤专科,建立多学科诊疗团队(MDT)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联合胃肠外科、泌尿外科及肝胆外科进行术前讨论,共同评估手术可行性并在术中协作完成复杂切除,是确保手术质量的重要手段。归根结底,医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性,当预估无法达到满意的肿瘤减灭效果时,及时启动多学科会诊或将患者转诊至上级中心,才是对患者预后负责的最佳选择。
卵巢癌分期标准的每一次迭代,都是对生命密码更深层次的解读。以MDT诊疗模式为基石,以R0切除为目标,实施精准的肿瘤细胞减灭术。在卵巢癌这场战役中,唯有精准与协作,方能最大化患者的生存获益。

专家简介
颜婉嫦 教授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玛丽医院
❖香港大学妇产科学系讲座教授和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会长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IGCS全球课程培训师
❖自妇产科2012年成立之初便担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妇产科主管 (2012-9/2024)
❖曾任香港玛丽医院妇产科学系部门主管(2009-2015)
❖香港大学妇产科学系系主任(2009-2021)
❖港怡医院妇产科部门主管(2015-2021)
❖国际滋养细胞疾病学会(ISSTD)会长(2022-2024)
❖香港妇产科学院(HKCOG)院长(2010-2012)
❖亚洲-大洋洲生殖器感染和肿瘤研究组织(AOGIN)主席(2010-2012)
❖获委任为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 妇科肿瘤学委员会的主席(2000-2006)
责编:马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