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缓和医疗的概念可能并不生疏，但对其认识尚且不够，对其理解抑或存在较大偏颇。无论是医生还是公众，都需要加深对缓和医疗重要性的认识，同时更深入地践行这一理念。 人文理念是缓和医疗的本源 所谓缓和医疗，是指对慢性疾病、不可自愈/难以治愈之症、疾病晚期患者或年迈体弱者，医疗不力或救治无方，为尊重病患及其家人的意愿，为减轻其痛苦和症状，改善生命或生活质量的一种医疗对策[1]。 事实上，疾病晚期患者临近死亡（或称濒死），是正常的生命过程。缓和医疗也是医疗过程，包含心理调适、营养支持、症状缓解、康复保健、改善预后、慰藉家人等，与延长生命并不矛盾。这些对策和措施，正是人文理念和人文关怀的体现，亦是医学及缓和医疗的本源[2]。正如特鲁多的墓志铭所阐述的，“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而总是慰籍”。 “和缓是悉”，由来久矣。早在我国南朝，谢灵运的《山居赋》中即写道：“雷桐是别，和缓是悉”。雷、桐是古代的两位药学先祖，和、缓是古代两位名医，药神辨识草药之别，医圣明确病患之悉。尽管如此，面对诸多疾病，往往神药亦无力，圣医亦无方。此时，或者“古方治今病，和缓技亦穷”，或者人们还在留恋是否“如彼久病者，不敢忘和缓”还是“疏淪(音同药)费虽多，尺寸皆有功”呢？ 于是，我们必须承认，此时最好的医疗是人文关怀，即“和缓是悉”。这就是医圣和、缓留给我们的无价财富与医疗真谛！ 缓和医疗是终极关怀的实施 缓和医疗涉及两个重要概念：临终关怀(terminal care or hospice care)和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3]。二者是不同的，临终关怀更侧重于具体的医疗措施，“临终”二字又显得狭隘、刺耳和难耐。而终极关怀则是对于生命的终极认识，比如生老病死、苦难痛殇。终极关怀其实是个哲学问题，亦是我们现今惯常的所谓“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里侧重于对生命、身体、生活、健康、疾病与死亡的认识、理解和态度。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且必然要经历和选择的。 诞生或者死亡，发育或者缺陷，健康或者罹病，是科学的、生物学的、哲学的，也是自然的、宗教的、神秘的。医学当然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生命规律，但也有可能打破生死的自然轨迹，从而误导人类抗拒必然的生命过程。问题是作为医者，我们需要真正理解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以及什么是死亡的意义。现实中，我们确实在寻找消除病痛、延长生命的药物和方法，但也应该避免无意义的，甚至善意的扰乱。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长生不老、无疾而终、健康长寿、万寿无疆，只不过是敬语和神话。 有了对于终极关怀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对于临终关怀的具体办法，我们对于缓和医疗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领会，也有助于更好地开展缓和医疗工作。可以认为，终极关怀是临终关怀或缓和医疗的目标和升华，临终关怀或缓和医疗是终极关怀的体现和实施。 科学的认识论与医学的发展观 医学是一个复杂的认知系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结合。其关乎国家、民族、社会、家庭、个人健康及幸福。所谓“天地神圣，生命至上”。为此，我们要实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所谓全生命周期，就是从生到死的人生各个阶段。现阶段，缓和医疗可能更多实施于年长者，但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健康问题，缓和医疗理念在这些阶段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医学的认识和实践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局限性，二是风险性。所谓局限性，就是认知的局限，由于人体的复杂性以及人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的交叉性，形成了诸多影响和变数。因此，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和处理可能是局限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二是风险性，因为医疗的对象是活的人体，诊断、治疗、药物、手术等都会有风险，是“危险的丛林”。先哲们告诫我们，临床工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戒慎恐惧”。 近二三十年，医学在其他各个学科，特别是在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机械工艺学等技术的推动下，于颠簸中快速发展。诚然，技术的进步给医疗领域带来了巨大推动力，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过度诊断、过度治疗，过分相信和依赖机器检查及化验报告，脱离临床、脱离实际等的倾向日趋严重。数字化冲淡了医学的人文观念， 隔离了医生与患者，这给临床医学带来了巨大影响，却也进一步凸显了缓和医疗的重要性。 小结 缓和医疗方兴未艾，可以说其是个幸运者，同时又是个逆行者。未来，缓和医疗必须紧密联系临床，既要走到患者床边去做面对面的具体工作，更要进行多学科协作，共同管理患者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各种问题。无论是大医院还是小诊所，缓和医疗都同样重要，都要践行和发展这一理念。北京协和医院是全国疑难重症诊疗中心，是医疗、教学和科研的结合与转化基地，应该在推动缓和医疗发展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因此任重而道远。 缓和医疗不是一枝奇葩的花朵，而是一片关爱的森林。

宫颈癌在2022年全球女性癌症最常见原因中排名第四位，作为一种可预防的疾病，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呼吁所有国家尽可能的调动资源消除宫颈癌（将发病率降至4/10万妇女每年以下）。2020年11月，世卫组织启动了《加速消除宫颈癌的全球战略》，提出在2030年实现90%的女孩在15岁前完成HPV疫苗接种，70%的女性在45岁之前接受高效宫颈癌筛查，以及2030年实现90%的宫颈癌和癌前病变患者得到规范治疗。而在起初的热情消散过后，实现这些目标所面临的各种挑战逐渐显现。由于covid-19的影响使消除宫颈癌的实施推迟了三年，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加速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是全球迫切关注的问题。 中国自1998年开始，在宫颈癌预防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于2023年提出《加快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2019年几个健康试点城市已经启动了消除宫颈癌的示范项目，包括健康教育和普及9至14岁女孩HPV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底，在实施免费或补助HPV疫苗接种的11个试点城市包括鄂尔多斯、成都和济南在内的8个城市中，实现了80%或更高的目标人群疫苗接种覆盖率。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卫生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对于卫生资源匮乏的地区和人群（包括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而言，如果在没有适当协调管理和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强加消除宫颈癌，可能会导致制度混乱或动力缺乏，继而加剧国内的卫生服务差距，影响根除宫颈癌目标的进程。中国承受着巨大的癌症负担，“两癌”（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是唯一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癌症筛查项目，其他癌症筛查项目仍处于小规模探索阶段。虽然将HPV疫苗接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并扩大筛查范围在短期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有效的消除计划可以减少治疗晚期宫颈癌的支出，从而节约成本。加快根除宫颈癌的步伐可以提前腾出财政资源，用于应对其他癌症，并为中国今后的癌症预防工作树立典范。 扩大子宫颈癌筛查范围 对于有些资源匮乏的地区，筛查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较低，接种HPV疫苗不仅是预防宫颈癌的有效措施，还可以成为提高健康公平性的重要补充策略。迄今为止，在194个国家中，已有139个国家（其中不包括中国）将人类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纳入其国家免疫计划项目。如将HPV疫苗的接种率完全交由市场决定，那么会迫使资源匮乏地区妇女的疫苗可及性降低。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未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所有上市疫苗在当地城市儿童（不包括城市流动人口家庭的儿童）中的覆盖率为41.2%，但在农村留守儿童中的覆盖率仅为5.7%。疫苗接种率的显著差异加剧了现有的健康不平等。 中国国家医药产品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批准了首个HPV疫苗许可，距离全球首批10年之久。目前中国已批准上市5种HPV疫苗，还包括2种国产二价疫苗。近期，两家国内疫苗公司表示各自每年的疫苗生产量为3000万剂。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约有750万14岁女孩，这意味着若实现两剂接种率达到90%的目标，每年至少需要1350万剂疫苗供应。此外，新一代候选疫苗也在研发中。因此，疫苗供应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能满足国家免疫规划的需求。同时，经济实惠的国产疫苗也可成为还未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的中低收入国家高质量的疫苗资源。 中国拥有相对完善的疫苗服务基础设施，包括发达的信息系统、强大的冷链运输硬件设施和充足的人力资源。因此，中国可以灵活地将一种新疫苗纳入全国免疫规划。此外，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也加强了中国的疫苗供应能力，提高了公众对疫苗接种的认识和接受程度。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在宫颈癌发病率较高的农村地区，人们对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和疫苗接种的认识水平普遍仍低，这可能会影响宫颈癌综合防控策略在这些地区的实施。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近年来推广了HPV宣传日活动和集体教育干预等措施。 国内的先进技术和人们认知的提高为实现90%的HPV疫苗接种覆盖率目标打下了基础，即使在卫生资源匮乏的地区也不例外。然而，将HPV疫苗接种纳入国家免疫计划是一项长远的计划。目前，高昂的HPV疫苗价格将每年产生巨大的财政负担，对计划的财政可持续性形成挑战。中国需要协商一个合理、可承受的批量采购价格，并建立一个包括各级政府、疫苗生产商、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多方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此外，还需给予卫生资源匮乏的地区政策激励以及财政支持。 各项来自全球的免疫原性试验、疗效试验和许可后观察研究的新证据表明，在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内，接种一剂疫苗可能与接种两剂或三剂疫苗在预防感染和临床终点的效果相当。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一篇建议书中提到9-20岁女性可接种一剂或两剂疫苗。此项建议将在供应和预算有限的条件下加快HPV疫苗接种的进程。中国可采用单剂计划，以降低成本，从而更快地扩大疫苗接种规模。然而，“单剂接种”尚缺乏基于人群的循证医学证据，中国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获得国家的批准。 公共卫生部门有义务和责任对未来的免疫接种计划进行评估，以国家的整体福祉为中心思想提供必要的基本医疗服务。除了谈判降低价格和探索适合资源匮乏地区的实施方案外，政府还应增强实施HPV免疫计划的政治决心。从而确保充分整合资源，引导政策制定者采取更有效、更高效的行动，并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女童，无论其经济状况平等受益。 宫颈癌筛查覆盖率 宫颈癌筛查旨在发现和治疗宫颈癌前病变，以预防宫颈癌的发生。2009年，《全国农村地区宫颈癌筛查计划》启动，为农村妇女提供免费宫颈检查。自此，宫颈癌筛查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截至2018年，预计进行了8500万次检查。然而，2016-2018年期间参加筛查的农村妇女人数仅占同期农村适龄妇女人数的26%。筛查覆盖率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城市和农村地区）较低。据报道，2018-2019年中国35-64岁女性的终生筛查覆盖率为36.8%。这远低于世卫组织提出的终生至少接受两次筛查的覆盖率达到70%的目标。 中国政府于2019年将宫颈癌筛查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使得预算分配迎来了挑战。虽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人均财政补助从2019年的69人民币（8.90欧元/9.50美元）到 2023年的89人民币，但仍难以覆盖19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尤其是在卫生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专项拨款，要实现筛查覆盖率和筛查质量的提高十分困难。建议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分配务实、有时限的目标，可能有助于鼓励发达地区在宫颈癌筛查的资源分配和筹资方面进行创新。另外，中央政府也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调整对低资源地区的财政支持比例。 新技术应用 中国除了提高覆盖率外，还应提高筛查技术。2020年，由于HPV核酸检测的高敏感度和性能，世卫组织推荐将其推荐为宫颈癌的主要筛查工具。然而，中国使用最广泛的筛查工具是巴氏涂片检查和醋酸或卢戈氏碘肉眼检查（2009-2018年分别占总筛查人群的82.28%和13.75%）。由于审批程序复杂以及其他限制，截止至2023年，在100多种HPV核酸检测产品中，只有两种获得国家医药产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宫颈癌初筛。 宫颈癌筛查的另一个主要实施障碍是缺乏合格的工作人员。根据2019年全国病理质量报告，48%的病理科只由两名或以下的病理学医师组成。由于阴道镜检查和组织病理学的资源短缺，一些地区主要依靠专科医院或第三方机构进行筛查检测和病理诊断。使用更多简单的筛查方法，如自我采样检测、定点筛查和利用人工智能（AI）的诊断技术有助于克服上述问题并提高筛查效率。 适当的筛查策略 考虑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世卫组织建议终身至少进行两次筛查，并进行高能性HPV检测，一次在35岁之前，另一次在45岁之前。中国宫颈癌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50-54岁为高峰。2021年发布的国家宫颈癌筛查方案建议35-64岁的女性应每三年进行一次细胞学检查或每五年进行一次HPV检测，这非常符合中国宫颈癌的发病年龄趋势。然而，传统的细胞学检测的灵敏度低，且对医务人员和诊断服务的依赖性高。因此，在国家筛查计划中使用传统细胞学检测并非为一个可持续的计划。2020年，中国35-64岁的女性人数将超过2.96亿，每位女性每三年一次的细胞学检查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因此，中国应加快从细胞学检查向HPV检测的转换，以节约筛查成本，从而提高筛查效率。 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每五年进行一次HPV检测是可行的。然而这可能对资源匮乏的地区带来资金和劳动力的挑战。一项中国妇女宫颈癌筛查队列的研究表明，从正常细胞转变为CIN2或CIN3及以上在十年间的概率≤0.01。鉴于这种极低的病变概率，在卫生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根据卫生服务能力和卫生预算评估延长筛查间隔（至10年或更久）也是可以接受的。 信息和数据的有效整合 目前，中国缺乏有效管理筛查邀请和随访的信息系统，而这对提高筛查依从性至关重要。宫颈癌筛查数据来源于政府组织的筛查项目以及医院或体检中心的机会性筛查，不同机构类型对筛查数据的收集和报告也不尽相同。截至2022年底，中国共有3.6万多家医院、97万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3000多家妇幼保健机构。由于缺乏标准化的数据收集平台，多来源筛查信息的管理面临重大挑战，可能导致的结果包括过度筛查、浪费卫生资源等，并因假阳性结果导致不必要的诊断和治疗。因此，急需建立宫颈癌筛查信息共享网络，以进行跟踪和监测筛查、在线随访和转诊预约。 优化筛查和治疗的衔接 世卫组织建议，只要在筛查中检测出人乳头瘤病毒DNA阳性的患者无需组织病理学确认，都应直接接受治疗。然而，中国的指南仍要求在接受治疗前由明确的病理学证据。有限的诊断资源和缺乏易于使用的筛查工具导致资源匮乏地区的治疗覆盖率较低。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几乎所有开展宫颈癌筛查的医院都能提供阴道镜检查，但只有40%的农村诊所能够进行病理诊断。 中国曾提出利用另一种技术已较成熟的电子阴道镜检查方法。对阴道镜检查中发现的疑似高级别病变立即进行热凝治疗，与活检同时进行。中国农村地区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电子阴道镜检查和热凝治疗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即筛即治”是中国目前最经济有效的实施方法。此外，关键是要开发出更简单和适用的技术，如治疗性HPV疫苗，以便于在初级卫生保健设施中使用。 推荐 如果中国要想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宫颈癌筛查和根除目标，就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为确保符合条件的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最有效的措施是将HPV疫苗接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项目，鼓励发达地区在宫颈癌筛查的资源分配和资金筹措方面进行创新，并为资源匮乏地区提供更多的中央财政支持。 单剂疫苗接种计划或延长间隔时间的筛查可能有助于过渡时期的工作。然而，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评估其利弊。此外，建立一个将依据纳入政策决定的有效机制也至关重要。 强有力的政策对于促进技术突破来说非常关键。简化评估流程、优化系统、加快审批对于包括HPV治疗性疫苗、定点照护检测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筛查、诊断和治疗技术在内的前沿创新技术，将显著增强中国控制宫颈癌的能力。 消除宫颈癌需要不同利益方的参与。生产力建设不仅对医疗服务部门来说至关重要，还对社区参与和信息平台的发展也意义重大。加强政府对开展全国性干预措施的道德和政治承诺是充分调动资源、采取有效行动、并在全中国加快消除宫颈癌的关键。 关键信息 ✦在消除宫颈癌倡议启动五年后，中国仍面临实施挑战。 ✦加快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至关重要，应优先考虑卫生资源匮乏的地区，以减少卫生不公平现象。 ✦要实现筛查目标，需要更多地使用HPV检测、因地制宜的筛查策略、扩大人口覆盖面以及建立全面的信息平台。 ✦建议加快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战略手段，促进合作平台的发展，并加强能力建设。 ✦此外，坚定的政治意愿对于实现既定目标至关重要。

编者按 数字医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之中。科学家们和哲学家们都在思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会将人类社会引向何方。具体到医学领域或者妇产科领域，我们该如何看待或应对大数据呢？为此，本刊常务编委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谭先杰教授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郎景和教授进行了专访，现全文刊发。 1  谭先杰教授：郎大夫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委托我对您的专访。听您讲过《从易经到数字医学》的课，您能简单谈谈数字与医学吗？ 郎景和院士：先给你看几张关于数字如何神奇的图片。是不是很震撼？这是中国古代的《易经》，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经》虽然始于卜筮，但逐渐丰富、深刻，表达了东方文化对宇宙变化的认识论及方法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高典范。《易经》的基本观点就是世事皆数。易者，数也。数学使哲学摆脱了原始宗教的束缚，把对自然作用力的神秘、玄想和随意性去掉，并把似属混乱的现象归结为一种井然有序的、可以理解的格局。 《古今数学思想》也说：“数是事物的本源，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数构成的。一切事物都具有数的属性，只有将自然界的一切属性归结于数， 才能理解事物本身及它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 其实，很多医学数据，如发病率、治愈率、复发率、死亡率；末次月经、体重指数（BMI）、生育指数、疼痛评分；疾病的分类 、分期、分级、分度；流调、统计、报告等，都是数。数的概念，就是事物的概念，数字蕴含了事物的吉凶祸福，生机危机。 2  谭先杰教授：那什么是数字医学？是由谁提出来的呢？ 郎景和院士：世事皆数，万物皆数。计算机语言的核心是0和1，《周易》的核心是阴和阳。所谓数字医学，就是应用数字化技术，解释医学现象，解决医学问题，探讨医学机制，提供医疗诊治水平，它是信息科学、计算技术、网络技术的综合，目的是使临床工作更加个体化、精准化、微创化、远程化。 数字医学可以把人体的某些器官、甚至整个人虚拟出来，可以是三维的，甚至四维的，还可以是运动的。比如肿瘤周围的血管情况，通过数字技术可以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弄得非常清楚。实际上，数字医学已经应用于现代医学各学科，包括生理解剖、血管重建、骨盆测量、盆底损伤、肿瘤诊治、手术设计、技术培训、损伤风险及预防等等。钟世镇院士率先在我国推动数字医学，并组建了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 3  谭先杰教授：现在总在提大数据时代，您能给读者们简单谈谈吗？ 郎景和院士：大数据又称巨量资料，它的原始含义是指所涉及的数据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人脑甚至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大数据概念的原始含义不断拓展，现在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而不仅限于企业。 简单地讲，大数据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可以概括为“4V”：第一是数据量大（Volume）。大数据的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P（1000个T，1个T是1000个G）、E（106个T）或Z（109个T）。第二是类型繁多（Variety）。包括音频、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等，多类型的数据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是价值密度低（Value），海量信息涌现的同时，其价值密度相对较低，如何迅速完成数据的价值“提纯”，是大数据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第四是速度快、时效高（Velocity）。这是大数据区分于传统数据挖掘最显著的特征。 生命科学领域和医学领域是大数据最多区域。但是，众多的信息是纷繁复杂的，我们需要搜索、处理、分析、归纳、总结其深层次的规律。 但这些浩瀚的信息通常无法用人脑来推算、估测，必须依托云计算、云存储和虚拟化技术等，才能对大量、动态、可持续的数据进行挖掘，从而获得具有新价值和洞察力的发现。 谭先杰教授：请教一下，大数据到底有多大？ 郎景和院士：有人这样形容过，地球上图书馆的书籍的信息量和大数据相比，差不多是芝麻和西瓜的关系。有资料显示，2011年，全球数据规模为1.8ZB，可以填满575亿个32GB的iPad，这些iPad可以在中国修建两座长城。到2020年，全球数据将达到40ZB。1个ZB相当于10万亿亿字节，也就是1的后面有21个0。数据和知识进行转化与重组，就形成了巨大的知识、巨大的资源、巨大的财富。数字的医学化，催生了数字医学，或者称为智慧医学，包括人工智能。 4  谭先杰教授：什么是人工智能呢？也请您简单谈谈。 郎景和院士：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它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甚至可以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 或者可以这样说，当知识可以按片段的集成而创新使用，当数据与脑（生）相联，当数据、知识与生物直接联通，将导致新的、强大的智能系统的出现。比如为残疾人提供的腿的智能技术（被称为“刀锋战士”的南非运动员皮斯托瑞斯，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400m银牌得主），比如支撑霍金生存的高科技系统等。 谭先杰教授：前段时间阿尔法狗大胜人类棋手，您怎么看？ 郎景和院士：为什么阿尔法狗似乎比人还聪明呢？因为它是人类智慧的整合。为什么阿尔法狗可以赢人类的棋手？因为它不但集合了很多优秀棋手的智慧，而且它在不断地学习，不停地运算。人类棋手和他下棋，则需要休息，还会疲劳。而阿尔法狗可以不休息，除非断电！但是请注意，包括阿尔法狗之类的人工智能，一定是人脑的集合，最终还是由人脑掌控的。 5  谭先杰教授：您认为妇产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与数字医学挂上了钩？我当产科大夫的时候，每一个小孩出生都要填很多的表格。可不可以这样说，妇产科与数字的渊源挺深的？ 郎景和院士：你这个问题很好！妇产科什么时候开始与数字医学挂上了钩？古代就挂上了！妇产科从什么时候接触大数据？古代就进入了！我们来看看《黄帝内经》是怎么说的，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 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古人说，女性14岁该来月经了，49岁会绝经了，一定不是几个人，一定是从一大群人中来的大数据。几千年以后，我们进入了现代，进入了2000年，这些规律基本没有改变，初潮和绝经不过是提前或者延后了一两年而已！折腾了半天，我们还是在古人所画出的圈里转悠！这个圈儿，或者说这个规律，不是黄帝或者某个人说的，一定是一个时代的大数据的结晶。数据有多大？我们不知道！ 6  谭先杰教授：您认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给医学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好处呢？ 郎景和院士：可以让我们能更好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认识生命的现象，认识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 谭先杰教授：具体到妇产科，有哪些应用前景呢？ 郎景和院士：在妇产科的应用前景很大。以产科为例，十月怀胎，母亲有变化，胎儿在生长。从1个小小的受精卵变成1个3kg左右的孩子，这个过程是2个生命在发生变化，其中蕴藏的数字是非常奥妙的。我们说过什么最奥妙？生命最奥妙！这里面自然蕴含很多数据和规律。 妇科内分泌也一样。从下丘脑、垂体到卵巢这样一个生理调控轴里面，有多少数据？肿瘤发生、发展到结局，也是一个包含巨大数据的过程。我们现在强调遗传学，很多癌症都和遗传挂上了钩。遗传的本质是什么？遗传的本质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是DNA双螺旋上的4个碱基对，通过碱基键联接，按三联体密码规则组合形成64个密码子。这些是不是数据？而且，这些数据不仅是病人一个人的，还包括他的父系和母系。这些数据甚至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个种群，一个种族的数据。 7  谭先杰教授：作为医生，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数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呢？ 郎景和院士：数字应该是有灵性的，变化的，不是死板的。如果我们把数字或者数据变成一个死的，就不对了，就违背了数字化的基本思想。数字是事物变化之所得，它本身也是变化的。因此，当我们利用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变化的，发展的、灵动的。具体来讲，就是诊断和治疗的个体化。数据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但是具体到个人，还要结合他个人的情况。我认为这是目前合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个关键点之一。 谭先杰教授：可不可以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框进所谓的数据当中呢？ 郎景和院士：当然不可以！总有在数字之外的什么东西在呐喊，我们应该听见这种呐喊！否则，一定会被大数据带到沟里面去。 谭先杰教授：具体到妇产科医生，我们该如何看待数字医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郎景和院士：这要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无论是产科、妇科肿瘤、妇科内分泌，都需要通过大数据来积累材料。积累材料的过程，就是我们认识事物的过程。肿瘤的发生也好、产科的变化也好，内分泌的改变也好，这些数字对于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要正确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现在我们有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手术——达芬奇系统，但它实际上还只是一种机械手，而将来完全可以用机器人来做手术。这当然很好，但是人工智能应该是在人的掌控下，通过一个人，通过一个医生来控制它，而不能完全靠机器来完成。我们可以让机器人去修了一个机器，可以让机器人去灭火，可以让机器人去干一些危险的工作。但医学的对象是人，我们不能完全把自己变成一个工程师，尽管我们可以掌握机械。医生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医患之间应该有感情交流，医生应该有关爱之心，不能完全用人工智能来替代。 8  谭先杰教授：有报道称德国科学家已经能够用完全的人造子宫制造胎儿了，您对此有何评价？ 郎景和院士：我对这个消息一点都不感到惊奇。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人的复制》（Copy of human body）。书中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像制作面包一样——将面粉、凉水、酵母混合起来，揉搓几下，放入烤箱或面包机中，等待成品——人工“制造人”，无需生殖细胞、授精过程，更别提爱情和家庭。 我们现在能够知道人体的各种蛋白质，有一天，人是否像面包一样可以在作坊里做出来呢？现在看来已经差不多能够实现了。目前除了两性细胞的结合形成试管婴儿之外，还可以做单性人，把体细胞拿出来也可以制造成人。“人”就这样就得以复制了，挑战了技术、挑战了上帝、挑战了一切！这是不是像孙悟空一样，拔一根毫毛，一吹，就变成几百只猴子一样？这到底是可喜？可悲？还是可怕呢？ 谭先杰教授：当然是可怕！我借机进一步问您，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继续发展后，您最担心或者能想象的最恐怖的医学场景是什么？ 郎景和院士：给你看两张图片。如果有一天，病人进入医院，验过指纹，经“无人分诊台”，像是通过“海关（Custom）”。接着自动传送带将其送入手术间（Operating Room），由两个真正的机器人来施术。之后在流水线上完成各种实验室（Laboratory）检查，超级电脑进行监测和处理。整个过程见不到一位医生或护士，哪怕直到最后一口气，驾鹤西去（Death）。多么现代化、自动化的医疗过程！医学（Medicine） = 冰冷（ Cold） ？！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类的医生，没有一个人类的护士。你就像被送进一个修配厂，被送进一个作坊里面，这样真的好吗？那还是医院吗？那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另外一张图片，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将来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像把水、面粉、酵母粉揉在一起那样就把“人”复制出来。但是，那还是“人”吗？ 谭先杰教授：问一个可能会被编辑删除的问题。您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后，会改变人类的性生活吗？因为，性生活已经不是种族繁衍必须的了。 郎景和院士：（哈哈大笑）可能，有可能会改变！性活动可能会变成完全是没有感情的、机械的过程。我想每个人都不希望这样，因为人类，甚至动物，都是有感情的，所以我们不希望世界变成那样。 9  谭先杰教授：再次感谢您接受专访，最后请您总结一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大数据时代和人工智能呢？ 郎景和院士：第一，我们要清楚，大数据一定是人的智慧、人的工作的整合和集合。如果我们给它提供的基本数据（Data）、基本数字若是错误的，它一定不会算正确，一定会算到邪路上去。就像我们做医疗统计和科学研究，如果基本素材和基本数据都不准确，算得再快，算得再好，也只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跑得更远，背离真实和真理更远而已。 第二，我们要明白，大数据就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已，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深奥，那么强大，那么无处不在。世界上的很多事物的确可以通过数字来描述：三维、四维、五维，甚至六维。生命的很多内容也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和诠释，但是，生命的本质是不是都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呢？ 答案应该不行！大数据淹没“一切”。但是总有“数据”以外的“什么”在呐喊。人、生命、思想，不是都能通过数字表达的。有的地方是数字Cover（覆盖）不了的，够不着的，那才是生命，那才是医学！ 所以，我们要记住，数字医学也好，大数据也罢，或者人工智能，依然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更不是万能的！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这次谈话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 更多内容点击详情

2007年1月13日 郎景和教授在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接受医师报记者的专访。 编者按：2007年元月，在一个暖意融融的冬日，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第一届全委会议在北京召开，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的妇产科专家们汇聚一堂，选举产生了妇产科分会的会长及相关结构的负责人。通过全体委员的表决，北京协和医院的郎景和教授成为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的第一任会长，本报记者第一时间对郎教授进行了现场采访。 妇产科医师有了自己的“家”                      ——访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会长郎景和教授 《医师报》：郎教授首先祝贺您当选妇产科医师分会会长，请问妇产科医师分会成立以后您会首先开展哪些工作呢？ 郎景和教授： 妇产科医师就是让全国的妇产科医生知道妇产科医师有了自己的协会组织，有了自己的“家”，这是妇产科医师自己的行业组织，让大家知道妇产科协会是真正为全国的妇产科医师自律、维权、队伍建设服务的行业协会，所以，这是我第一步要做的。 《医师报》：现在，妇产科医师们的执业环境备受关注，请您就此问题谈谈协会今后的工作重点。 郎景和教授：医师的职业环境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妇产科医师在目前的工作环境中可能会感到各方面的问题。其实主要是两点：自律和维权。所谓自律，妇产科医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无论是医术、医德还是医风，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第二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要求有很好的社会机制、服务机制和工作机制。

林其德教授还是走了，揪心撕肺之痛！其德教授卧病久矣，不久前曾去探望，已不识人，握着他干瘦的手，不忍移步…… 我与林教授共事多年，一京一沪，和谐友好。在妇产科学会、在妇产科杂志，他为人和善，见地深刻，处事理务更为周全细腻。为学科建设、队伍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令人难忘。 林教授五十余年始终工作在医疗、教学、科研第一线，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勇于创新、善于总结，是我国生殖免疫学的开拓者，特别是对复发性流产、妊高症等妇产科学的难治顽症的发病、诊断与治疗研究有突出贡献，著书立说，屡获嘉奖。 林教授生在仁济、长在仁济、工作在仁济，他是真正的仁济人，是心怀仁济之人！他清癯的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他和缓的语句中饱含着深刻的睿智。那是因为他的仁济之心！ 我们失去了一位战士、一位朋友，我们向他学习,向他致敬！ 在林其德教授七十華诞之时，我曾写一笺条幅赠予他。谨此记下，以呈纪念： 去顽疾  庆新生  在其德 育桃李  攻难关  有其德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23年6月11日，由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主办的2021和2022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颁奖大会在首都医科大学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郎景和院士荣获2022年度吴阶平医学奖。 郎景和院士发表获奖感言时谈到，感谢吴阶平医学基金会给予的殊荣，自己曾有幸直接在吴阶平院士的教育指导下工作，吴老作为一名杰出的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大家的表率。他很早就组织协和的青年医生翻译性医学的著作，并主编了《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我们要永远向吴老学习。自己愿意以年轻者的姿态继续努力学习、砥砺前行。 郎景和院士一直致力于妇产科临床、科研、教学近60年，临床经验丰富，技术全面。全面研究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基础与临床问题，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系列研究，阐明了内异症的发病模式，建立了诊治规范，改善疗效，降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复发率。最早将妇科腹腔镜技术引入中国，推动了我国内镜技术从无到有、从检查到治疗、从器官切除到功能重建、从良性疾病手术到恶性疾病手术、从普及手术到规范手术的巨变。近十余年高度重视医学人文研究及教育，有力地推动人文教育、提高医生素质、改善医患关系和促进医疗体制改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背景介绍 吴阶平（1917.01-2011.03），是首都医科大学首任校长，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作为中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吴阶平院士始终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紧密相连，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和教育事业，是中国医学界的一面旗帜。 吴阶平医学奖，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下，获国家科技部批准的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高级别奖项，主要奖励促进中国医学科学技术进步，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弘扬和传承以吴阶平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医务工作者胸怀祖国、拼搏奉献、奋发有为、勇攀高峰的伟大科学家精神。